媒介技术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驱动力。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迭代，信息传播的时空界限得到极大拓展，更为重要的是，它深刻改写了人们的社会交往方式、文化意义的生成逻辑以及日常生活的实践图景。这一变迁过程，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传统节日礼俗和仪式实践的传承与传播。 2024年12月，“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作为中华民族第一大节，春节既是中华文明赓续千年的精神纽带，也是全球多元文化对话的重要平台。正是由于春节文化内涵的丰富性、仪式实践及其社会覆盖的广泛性，能够清晰映照节日仪式与媒介技术融合发展的复杂图景，本文就以春节为中心展开讨论。 那么，在数字时代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背景下，春节仪式如何融入媒介环境?如何理解春节仪式媒介化实践的种种现象及其特征?媒介化的春节仪式实践如何在虚实空间中促进沟通、构建文化认同?这些问题构成本文的核心议题与实践关切。 一、仪式、媒介与节日仪式的媒介化 当前民俗学界对媒介议题的探讨多散见于网络民俗、数字民俗、技术民俗等分支领域。在“技术向”研究中，学者们侧重数字媒介作为工具的功能性价值，探讨数据库建设、数字化存档等技术应用；“内容向”研究则关注媒介技术对传统民俗的形塑作用[1]，如聚焦社交媒体中数字民俗的表演现象[2]，或互联网、电子游戏、影视等电子媒介中的神话主义研究①等。民俗学研究业已关注到传统民间文化如何在数字时代得到记录、传承和发展的问题，但尚未形成系统性的分析框架，尤其对传统节日仪式媒介化的动态过程缺乏深入探讨。 而当谈及仪式与媒介的关系时，传播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重要视角和具有启发性的理论框架。詹姆斯·凯瑞(James W.Carey)在1975年提出“传播的仪式观”，开启了传播学仪式研究的先河，此后一批传播学者开始研究传播的仪式性和仪式的传播性。[3]凯瑞以“仪式”作为传播的隐喻，指出传播的核心价值是促进社会整合与团结，“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4](P.18)，这与民俗学对个人和群体如何以民俗为核心来构建与维系认同的研究取向不谋而合。到了20世纪90年代，丹尼尔·戴扬(Daniel Dayan)和伊莱休·卡茨(Elihu Katz)聚焦于电视媒介，提出“媒介事件”(或“电视仪式”)概念。他们观察到“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5](P.1)，通过强调规则、赞扬伟人业绩、宣扬共同价值，能够对观众的情感和归属感产生积极影响，从而达到解决冲突、凝聚共识、团结社会的效果[5](P.21)。与之形成理论对话的是尼克·库尔德里(Nick Couldry)的媒介仪式理论。如果说媒介事件理论是以正向的态度肯定大众媒介整合社会的功能，那么库尔德里的媒介仪式理论则剖析并批判了大型媒介机构通过垄断符号生产而建构的“媒介化中心的神话”[6](P.9)。在后续的理论演进过程中，学者们继续围绕仪式和媒介的关系问题进行讨论、修正和完善，如埃里克·罗森布尔(Eric W.Rothenbuhler)尝试对传播与仪式的关系进行系统性分类，将仪式传播分为“作为传播现象的仪式”和“作为仪式现象的传播”两大类[7](P.ix)；西蒙·科特尔(Simon Cottle)使用“媒介化的仪式”这一概念进行更宽泛的概括，试图整合不同理论视角等[8]。这些研究成果拓宽了我们对不同媒介形态特征和功能属性的理解，也为我们思考媒介对仪式演变的影响提供了参照。 传播学领域已形成仪式和传播研究的理论谱系，但多聚焦媒介的仪式性功能或仪式的传播特征，缺乏对传统仪式在数字媒介环境中转化过程的整体性观照和贯通性分类。具体而言，有的学者虽注意到互联网中在线仪式的文化功能和文化意义，却未将线下仪式在媒介中的转化过程及其衍生形态充分纳入分析视野。[9]还有的学者虽触及传统节日媒介化建构的议题，但仅论及节日晚会、纪录片等宏观层面的模式归纳，未涉及个体在社交媒体等数字平台开展的仪式性参与行为。[10] 鉴于此，本文立足民俗学视角，聚焦媒介环境中“民”的实践主体性与“俗”的动态生成过程，关注传统节日仪式在数字媒介中的呈现和实践过程。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讨论的“媒介”主要指数字时代的媒介，包括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数字媒介以及传统媒体的数字化转型。这类媒介具有融合性、互动性和开放性等特征。而本文的核心概念“春节仪式的媒介化”，则是指春节仪式在数字时代媒介环境中实施和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既包括仪式如何通过媒介进行再现和传播，也涉及媒介如何对仪式进行改造和重塑，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媒介化的春节仪式形态。简而言之，春节仪式的媒介化实践是仪式与媒介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 二、数字时代春节仪式媒介化的主要类型与特征 春节植根于我国悠久的农耕文明，其历史起源和节期节俗都深刻反映了先民依循农事节气时序形成的时间感受与时间意识，承载着家庭和睦、社会包容、天人和谐等核心特质。春节以年终岁首为核心时段，围绕除夕与新年，发展出丰富的年节仪式，其中主要包括辞年、团年、迎拜新年三大环节，并由此形成了相应的辞年礼、团年礼、迎拜新年礼三大礼仪；从礼俗性质看，则可分为人伦礼俗、祭祀礼俗、迎春礼俗。[11] (一)春节仪式媒介化的主要类型 传统春节仪式在数字时代正经历媒介化的转化过程。中国新经济研究院2020年发布的《中国新年俗发展趋势报告》显示，集五福、云拜年、抢红包、全家游已跃升为21世纪的“新四大年俗”。[12]腾讯营销洞察发布的《2025年春节社交行为洞察》也指出，除了线下聚会，70％的被访者通过在线聊天拜年，48.7％通过微信朋友圈、视频号表达春节祝福，还有约80％在春节参与了发红包或抢红包活动。[13]这些媒介化的春节仪式实践既呈现出鲜明的数字媒介特性，又与贴福字、拜年庆贺、压岁钱等传统礼俗密切相关。这些现象折射出春节仪式在媒介化社会中的悄然变化和更新。在技术渗透的过程中，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分界线也越来越模糊。[14](P.11)以下将根据媒介对春节仪式的介入程度，将这些节日仪式的媒介化呈现大致划分为三种类型并展开具体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