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包括了习俗与传统在内的文化，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关注的是文化与伦理的关系，及其所派生的人与文化的关系。他质疑文化的至高无上性及其人道性的充分性。对这个人造的(man-made)但同时也是造人的(man-making)秩序，这个终结了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这个身在其中的人们会成为其玩物的作品的世界，列维纳斯的批判既清醒又富于建设性。在他看来，早在今天的人文主义(humanism)危机到来之前，文化的理念，即主体臣服于匿名结构或存在的这种从属关系模式，就已经在西方思想中被勾画出来。通过主体之消失而出现的主体性，以及存在于自我之外的自我意识，对这种理念或存在结构之显现来说是必需的。“我们正在目睹人作为一个在其自身中的目的之神话的破产，目睹一种既不是人性的、也不是非人的秩序之出现，一个的确是跨过了人和被说成是人所创造的诸文明而被排布的秩序，而归根结底，(它是)由辩证的或逻辑-形式体系的完全理性力量而排布的秩序。”①列维纳斯要在这种困境中重新找到人，在这种匿名性中重新找到一个名字，找到“相对于结构的普遍性与存在的无人称本质、相对于系统中诸点间之相对性的一个据其自身的点，一个在‘酒神之谵妄’(bacchic delirium)中自我清醒着的细胞”②。他用罗森茨维格(Franz Rosenzweig)的“自性”(ipseity)③概念来指称这个消失了的主体、这个站在文化与存在之外的“犬儒主义者的灵魂”，以揭示并抗拒文化施与他者的同一化暴力。 对于列维纳斯来说，文化使人类摆脱动物性、确立人道性的历史成就，的确要归功于其普遍性力量，他称之为“总体之总体化”(the totalization of the totality)。但是，他对文化达成其普遍性的三个意义构造方式——规范的、选择的以及经验的普遍性——都在生活或伦理的基础上提出了批评，因为它们都背离了生活最本真的超越经验。在他看来，这些文化话语都是存在论内部的话语，从根本上说，都没有走出内在性，在一个为其奠基的超越之赋义的缺失中，都会走向悖论或神话。④他认为普遍性或“总体之总体化”并不从属于认知，并不等待黄昏时分猫头鹰的起飞，相反，它在与他者的相遇中，在这个文化地平线的破晓之处就已存在。 一 列维纳斯对文化阐释的批评开始于他对当代意义哲学的反思以及对感受性的重新定向。在唯智主义(intellectualism)的传统中，无论是理性主义的还是经验主义的(rationalist or empiricist)，无论是唯心主义的还是实在论的(idealist or realist)，意义或可理解性是指能够呈现给意识或思想的那个给定之物的同一性，感受性则被看作是感知能力的纯粹接受性(pure receptivity)。感觉所起的作用只是为等同于感知的理解输送材料或内容，因此是知觉或直观的预备，知觉或直观的任务则是提供“现/在”或“再—现/在”。然而，由于其有限性，知觉的这一任务注定是失败的，它只能通过赋予它所不能再/现在者以意义来弥补这一缺陷。也就是说，一个给定物只能通过其他缺席的给定物被赋予意义，那些缺席的内容授予了给定物一个意义。这些由认知的正确性或必然性所宣告出来的意义，在知性之综合或在扩大了的自我意识中不断积累，并沉淀为作为历史成就的文化话语。语言所传达的意义只能在这种由知觉或直观的符号化活动所确立的“词语/概念”的字面意义中被正当化。在这里，意义的表达，仅仅是服务于固定或传达已经在直观中被正当化了的意义，表达在这些意义的构成中，或在对这些意义的理解中不扮演任何角色。 然而，这一传统在当代意义哲学特别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现象学中被质疑。在后者看来，在没有任何意义的一个纯粹可感者的意义上，纯粹接受性只是一个神话或者一个抽象。不存在已经占据了同一性的给定物，不存在仅仅通过撞击可接受性之墙即可走进思想中的给定物。若要被给予意识，就需要首先将被给予者放在一个被照亮的视野中，就像一个词语，从它所指向的语境中获得被理解的机会。赋予给定物以同一性的“词语/概念”并不具有可孤立的意义，它们并不能被凝练成一个字面意义。事实上，没有所谓的字面意义。词语首先是横向地指向其他词语，而非明确其所指的内容。每一个“语词/意义”都处在不可胜数的语义河流的交汇处。因此，意义不是独立自足的客体或经验内容，而是那个视野的照亮本身。这种视界或世界的观念，是根据一种语境的模型被构想出来的。⑤ 对海德格尔来说，诸客体是在语言的基础上成为有意义的存在，而不是语言基于给予思想的客体之上，也不是基于那个作为简单符号起作用的词语所指示的客体之上。这样，语言的反映功能就让位给它的表达功能了。意义并不是对一个被置于思想面前的客体之纯粹而简单的呈现所做出的语言反映，它并不局限于任何特定的客体领域，并不是任何内容的特权。意义先行于内容与材料，并且照亮它们。给定物从一开始就作为这一个或那一个，即作为一个意义而呈现。经验是一种阅读，是一种对意义的理解，一种解释学(hermeneutics)，而非一个“直观”。世界的结构类似于语言的秩序，因此，一切都保留在一个语言或一个世界中。意义不会从语言被言说的那个历史性位置之外诞生出来，这就是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Die Sprache ist das Haus des Seins)”时所意味的东西。 正是标记着文化观念的语言，现在被赋予了一个奠基性的角色。语言的本质在于使存在作为一个整体，在给定物之外闪现出来，而给定物将从这个总体中获得意义。然而，总体之总体化却是一个创造的、不可预见的聚集或编排(assembling or arranging)过程。正是这种将照亮着的总体指涉到主体之创造姿态而非其被动的接受性上的立场，代表了海德格尔意义观念中新生的与原创的部分。此总体既不可化约为直观地被给定内容之综合，也不可化约为客观地被建构的黑格尔式总体。意义，作为一种对感知自身来说是必需的照亮着的总体，是一种自由的和创造性的编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