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人文学界相继出现了共同借用来自前现代文化资源(以古希腊“宇宙”“行星”为词根)的“世界主义转向”(cosmopolitan turn)和“行星转向”(planetary turn)理论思潮。其共同的问题意识是，在经历20世纪后半叶的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解构思潮之后，人类如何重建并非停留于现代乌托邦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即指称和想象不同于以往简单全球化和同质化世界的迫切需求。因此，无论是“宇宙”还是“行星”，这些新概念的提出，回应的也正是现代科学匀质化的“客观宇宙”(universe)、政治区隔化的“全球”(globe)和扁平化为物质空间的“地球”(earth)等常见概念和思维模式在指涉人类赖以生存的整体世界(即人类共同家园)的一再失语。 为厘清这一新世纪先后出现的“世界主义转向”和“行星转向”理论思潮的主要背景、重要主张、核心概念及其区别与共识，本文首先梳理2010年前后与“世界主义转向”相关的“世界主义现代性”诸多理论概念(包括“复数现代性”“第二现代性”“宇宙现代主义”“宇宙技术”等)，以及“世界主义状况”“方法论世界主义”“世界主义化”等“世界主义转向”的理论思路和方法论主张。继而阐释2015年前后与“行星转向”理论思潮相关的“行星性”“地缘美学”“行星化”“行星状况”等概念、理论和方法论主张，并对“世界主义”和“行星性”进行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指出，对于当代人重返家园的想象和探索，既是上述新理论趋势问题意识的起点，是有待当代人直面的共同问题，也是全球化新阶段的“当代性”与以往“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诸种时代属性的基本区别。 一、多维宇宙：“世界主义转向”思潮与“宇宙现代性”方法论 新的概念与新的世界观和新的研究方法论并生。在1991年出版的《什么是哲学?》结论部分，德勒兹和加塔利称，“为了免于陷入混沌，我们只求少许秩序”①。既然要在同时对抗“混沌”与“定见”的过程中寻求“秩序”，那么，新的概念生成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十分必要，更应谨慎对待： 概念应当具有利用活的质料塑造出来的不规则轮廓……最像骷髅架子最无意趣的是那些最具普适性的概念，也就是作为永恒的形式和价值被拿来示人的概念。只要满足于挥舞着现成的旧概念去吓唬创造活动，就谈不上做出任何积极的事情，在批评和历史方面也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如果不去主动地唤醒沉睡的概念，将其置于新的场景里加以把玩，甚至不惜让它们阵前反戈，概念就会变得味同嚼蜡。② 1992年，加塔利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中，制造了一个新的概念，即书名《混沌宇宙》(Chaosmose)③：从字面意思看，这个新造词正是“混沌”(chaos)和“宇宙”(cosmos)的合体——这既是加塔利对当代人所处世界的代称，也寄托着他对于新的世界观和地球本体论重建可能性的探索。为此，加塔利建构了四维“生态哲学”(ecosophy)，作为这一“混沌宇宙”的四种本体论维度④，以抵抗现代全球一体化意义上的“生态危机”(即“诉诸社会领域、政治领域与存在论领域的更普遍的危机”⑤)。 可以看到，加塔利试图通过翻新“宇宙”⑥这一古老概念，描绘一个更多维的世界。这一“宇宙”，不再是匀质化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不是现代宇宙论意义上作为“共相”(universaux)的“客观宇宙”，而是回到更具包容性的(兼容主客观)、与“混沌”相对的、作为有序的统一体的、古希腊意义上的和谐“宇宙”。正如“宇宙”一词的希腊语词源(kosmos)指向的三种语义“秩序”(order)、“和谐”(harmony)、“世界”(world)所示，它包括但又不限于现代意义上的“客观宇宙”，还可以纳入无形的“虚拟宇宙”(l'Univers de virtualité，或译为“潜在性世界”)。⑦在加塔利“混沌宇宙”的四维本体论中，与“有限的存在之域”(即实存的领土)相呼应的一个维度，正是指向无限的“虚拟宇宙”，而“艺术宇宙”(l'Univers de l'art)即寓于其中。⑧ 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使用“宇宙”和“宇宙学”相关概念，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和现有“世界”区隔的政治经济语境中，作为封闭球体存在的“全球”“世界”修辞。⑨其中，21世纪之交，学界最引人瞩目的一个以“宇宙”为词根的概念，就是针对“世界主义”(cosmopolitan/cosmopolitanism)⑩的相关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主义”这一古老概念再度引起关注，成为国内外人文社科领域跨学科讨论的一个共同议题。(11)“世界主义”原文的字面意思即“宇宙城邦”，它由希腊文“宇宙”(kosmo)和“城邦”(polis)组成，前者指相对于“混沌”的有序世界，后者指相对于“乡下”(countryside)而言得到有效治理的城市国家(city-nation)。纵向回顾，这一概念大致经历了前现代、现代、当代三次变迁。它最早诞生于前现代，来自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犬儒派(Cynicism)和斯多葛哲学派(Stoicism)：公元前4世纪，遍游古希腊的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Diogenes)自称“世界公民”(kosmopolitês)，而不仅是他的故乡希诺佩(Sinope)公民；公元前3世纪，受犬儒派影响的斯多葛派哲学家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概念，将整个世界作为一个共同的城邦看待。进入现代社会，到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康德重提这一概念，其相关讨论也一度在德国早期浪漫派哲学源流中占据核心地位，并持续影响了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12)这一概念在当代的复兴，则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冷战”的结束和互联网的兴起，全球一体化成为切近的时代议题，尤其以1995年纪念康德的政治哲学论文《论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1795)出版200年的学术纪念活动为契机，新一轮围绕这一当代“世界主义”的术语、内涵、分类、方法以及如何应用于世界治理等问题的讨论，在学界广泛展开。自此，当代“世界主义研究”(cosmopolitan study)成为一个新兴的跨学科、跨地域的研究领域，包括古老的中文概念“天下”、日语概念“共生”(Kyōsei)等散落在世界各民族的相关文化观念，均被纳入这一研究体系。(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