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被中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表现出坚韧不拔的连续性和与时俱进的创新性。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我们拥有传诵千古的经典体系关系密切。凡三千年来，支撑中华文明的经典陆续形成，同时被不断诠释、不断重组。回溯历代的经典诠释传统，是今天解读中华文明史的一把金钥匙。 本文重点围绕儒佛两家的经典诠释传统，论述两种不同形态的诠释类型，即目的论诠释和过程性诠释，借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时代化的创新路径，即以新范畴新思想重构传统文化的经典体系，更新传统文化的诠释主题，达到“治世”和“修身”的诠释目的，适时赋予时代内容。 一、“述而不作”与两种经典诠释类型 对“经典”的推崇是中华文明的显著特点，中国社会特别尊崇那些创作、诠释并践行“经典”的圣贤。经典的传承与圣贤的践行，形成古人所说的“道统”，使中华文明表现出显著的连续性和创新性。东汉《白虎通》说，“经，常也”，①“经”能体现垂之久远的恒常之道。东汉刘熙《释名》说，“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②“经”有指导后人践履的功能，是学以成人的路径。“典”者典册，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将之解释为上古“五帝之书”，“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③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时代流传下来的典册，现已难以确考，此处泛指上古流传下来、需被珍藏和尊崇的古典文献，包括圣人遗训、典章制度等。到孔子时代，典册主要是指周代流传或编撰的文献，经过孔子的整理而逐渐形成的儒家“六经”。④这些经典如同一条常走而无所不通的“路径”，具有普遍适用的规范性和超越时代的示范性，能发挥“制教法”、镇定国家的作用，⑤它们的典范地位是在历代的整理和诠释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巩固的。 孔子在古代中国经典诠释史上的地位无与伦比，促成了周代文献的经典化，常被看作“六经”的编者或作者。譬如，皮锡瑞《经学历史》将儒家经典的出现归功于孔子“删定六经”。⑥不仅如此，孔子还提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这个古代中国经典整理和诠释的基本原则。他在整理文献时，好述古事，承袭旧文，“述而不作”是指秉承“客观”的原则。但孔子的文献整理之所以被称为“删定”，一是文字上有损益，二是修辞上微言大义，三是观念上有新思想，这些做法或可被称为“不作而述”。这些努力摒弃私意的叙述或著述，实际上是以古事旧文概括历史规律、治世方略，探究个体与社会、自然的关系。孔子表面上的“信而好古”，隐含了历史叙事中的哲学抽象、秩序建构和思想更新。 由此，删定即诠释。孔子整理的文献，经过他自己的讲解，以及儒门弟子的传承，到战国晚期已经获得经典的地位，并被整合为“六经”。与此同时，以《易传》《左传》为代表，“传”这种解经文体悄然问世。从孔子时代开始，“传”逐渐成为最重要的注释方式，既可以直接针对具体的经文，也可以对经文作出整体性的解释。在“传”的基础上，历代产生不同形态的注释文献，使儒家文献形成“经—传—注疏”的三级解释传统。⑦这个传统主要是基于文献学的语文解释，特别注重事件、名物、典故和引文等的注解。儒家哲学维度的解释传统，从孔子对《周易》的解读就已开始，汉儒的“义”“记”具有很强的哲学意味。在现在大家熟知的“十三经”里，既有经也有传、记。这种“经传”合体现象，与其他文明的经典体系相比，就显得相当独特。譬如，解释佛经的论典，在多数情况下无法逾越佛经的地位；基督教历史上对《圣经》的解释，亦无法与《圣经》相提并论。历代儒家对《周易》《春秋》等经典的研究，根本不可能脱离那些被称为“传记”的早期解释。经与传，是同而不同，不同而同。它们有共同的诠释目的，表现儒家的道德理想、精神传统和治世方略，笔者在下文将之概括为“治世”和“修身”两大诠释主题。不同的是，传或记作为经的解释文献，融入了解释者的个人境遇和时代处境。三代古事、孔子思想和诠释语境，在解释文献的字里行间融会贯通，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迸发出新范畴、新思想和新主题。 (一)儒家经传合体与目的论诠释 20世纪80-90年代，西方诠释学(亦称“解释学”“阐释学”“释义学”)风靡中国学术界。中国哲学界由此流行以诠释学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将“经典诠释”视为研究中国哲学的关键方法，“诠释学循环”“前理解”“成见”或“视域融合”等概念被广泛运用。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古代中国的经典诠释并没有经历西方诠释学常说的三次转向，而是有其自身的特点。依据洪汉鼎的研究，西方诠释学从古至今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向：第一次是从神学诠释学到普遍诠释学的转向，诠释学成为人文学科的普遍方法论；第二次是从方法论诠释学到本体论诠释学的转向，诠释的重心从文本诠释转向对文本所展示的存在世界的阐释；第三次是从单纯作为本体论哲学的诠释学到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的转向，再次回归到古希腊哲学所说的“实践智慧”。⑧我们现在从经典诠释的角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涉及儒释道三家的经典诠释。三教经典有显著的属于社会教化的实践导向，彼此也有诠释方法的借鉴交流，在具体的经典诠释中也会涉及天人之际的形上学思考。古代中国经典诠释的实践导向，体现出解释者之间高度相似的诠释目的，彼此的诠释有大致相似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