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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理论认为，中产阶级的成长为后发国家的政治转型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基础，强大的中产阶级能够带来民主发展所需求的政治稳定。然而，在泰国的经验视野中，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初城市中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还是自他信离任后长达近十年之久的“红黄之争”，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积极参与反而加剧了政治秩序的不稳定，成为该国频频发生政治失序的关键变量。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促使本文以现代化中的中产阶级生成为逻辑起点，并将对泰国政治进程有着重大影响的君主立宪制作为关键变量，纳入中产阶级政治参与进程。本文认为，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资源分配不均与特定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塑造，导致了泰国中产阶级的内在分裂。而旧有的政治结构与保守派精英为了维护既有的权力格局，倾向于充分利用中产阶级的冲突来巩固其赖以生存的制度模式，其结果导致革新派反制下的政治动荡与失序。因此，本文认为，化解中产阶级与政治失序难题的关键不仅在于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再分配的均衡，同时取决于对保守势力的有效掣制以及中产阶级内部的政治共识。
图1 1990-2014年泰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中等收入群体的占比情况⑨ 资料来源：由笔者根据相关数据绘制。 
图2 1996-2014年泰国政治稳定指数⑩ 资料来源：由笔者根据世界银行等机构数据绘制。 中产阶级与政治稳定这一命题在泰国经验中的悖论使得深入探讨其背后的逻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此，本文试图在界定泰国中产阶级意涵的基础上，将制度因素纳入现代化路径的考察，以此搭建中产阶级与政治失序的分析框架。同时，本文希望通过对泰国中产阶级政治参与和政治失序的经验分析，能够更好展现这一因果逻辑，并提出对未来泰国政治稳定走向的适时性展望。 二、概念界定与文献评述 研究泰国中产阶级首先需要对这一群体进行界定。在概念梳理的基础上，文献回顾总结了关于泰国中产阶级与政治稳定的相关研究。从既有研究上看，社会学的分析范式、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与权力结构的分析路径是当前理解泰国中产阶级与政治不稳定的主流性解释。 (一)泰国中产阶级的身份界定 事实上，作为一个由多重身份与要素构成的复杂群体，要用严格的科学方法来界定中产阶级是困难的。(11)世界银行等机构对泰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数据调查提供了一个观察泰国中产阶级增长趋势的窗口。然而，要对这一群体进行深入的行为逻辑分析，必须对其身份进行界定。学界普遍认为，泰国中产阶级是泰国20世纪60年代工业化发展的产物。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以及随后的国际投资热潮创造了泰国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12)其后，随着该群体在政治参与上的不断扩大，泰国中产阶级的分析语境已由单纯的经济学概念转化为包含社会学与政治学语义在内的特殊变量。(13)因此，从本文研究的核心主题来看，泰国中产阶级的范围可以被明确为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直接构成“五月运动”(14)与“红黄对峙”主体范畴的群体。正如约翰·格林(John Girling)所言，“从1992年5月开始，无论此时的中产阶级多么异质与无定型，作为政治体系的重要构成，其再也不能被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了”。(15) 因此，尽管“中产阶级”一词面临概念界定上的困难，但依然可以从外部边界与内部结构两个方面对其进行总结。从外部边界上看，泰国中产阶级是一个介于皇室精英、工商业领袖与下层贫农之间，能够作为一个重要的中间阶层、对泰国的政治进程产生显著影响的群体。从内部结构上看，与所有国家一样，泰国的中产阶级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在代际关系、收入与职业特征上都存在异质性的群体。(16)总体上看，既有研究普遍承认，泰国的中产阶级可划分为中上层中产阶级与中下层中产阶级(或新中产阶级)。(17)中上层中产阶级是指那些包括城市白领、知识分子、专业人士等在内的群体，该群体构成了本文案例分析中“五月运动”和“黄衫军”势力的主体(18)(见图3)。中下层中产阶级是指那些在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上明显低于中上层中产阶级的城市工薪家庭、非城市的农村富农(19)以及从事工业生产与服务业的群体。这个群体在生产和消费方面的生活方式与泰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密切相关，他们认为自己是泰国政治社会的公民，拥有共同设计国家命运的权利。但由于能力与机会途径弱于上层中产阶级，中下层中产阶级总是受到正规体制的排挤与压迫。(20)在本文的分析范畴中，该群体是“五月运动”的边缘参与者与“红衫军”运动的主要支持者。(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