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内战中，武装团体通常被视为与政府及其军队对抗的力量。但现实中，许多武装团体的暴力行为不仅针对政府军，还频繁针对平民。在塞拉利昂内战中，联合革命阵线(RUF)依赖非法开采钻石资源资助军事行动，还对平民实施大规模屠杀并强迫招募童军，“血钻”成为冲突资源的代名词。这说明，在一些条件下平民并不单纯是冲突的背景，还是暴力策略直接指向的对象。 从武装团体的动机出发，平民对其威胁很低，对平民发动暴力会削弱其合法性，引发民意反弹，也明确违反国际法中关于非战斗人员的保护规定。①那么一个核心问题由此而生：为什么现实中武装团体会选择这种策略？早期研究多将针对平民的暴力视为战争混乱下的“副产品”，是冲突惯性扩散的产物。②但随着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化，研究者逐渐认识到这类暴力具有工具性，而自然资源往往构成关键驱动力。石油和钻石等矿产资源的开采和走私为武装团体提供了大量资金，用于购买武器装备和维持战斗人员。③在此背景下，“贪婪”逻辑会促使控制资源禀赋地区的武装团体更倾向于采取具有机会主义色彩的针对平民的暴力。 有研究指出，不同类型的资源塑造了不同的暴力形态。例如，菲利普·比永(Philippe Le Billon)的“政治地理”框架表明，在需要对资源所在地(井场、矿坑和运输咽喉)直接进行物理性控制才能获得收益的情况下，武装团体更倾向于采取直接暴力以排他性地获取资源收益；面对生产型(productive)、相对分散的“面状/流量型”资源(如可可与古柯、木材、走私网络和地方贸易流)，武装团体则更加依赖劳动和交换过程获利，因此往往采取胁迫劳动、配额与路条、对贸易的垄断式规制以及惩戒性罚款等结构性强制手段。④派维·鲁亚拉(Paivi Lujala)通过地理编码精确匹配冲突地点后发现，宝石与油气的存在会显著提高冲突烈度和持续时间，这说明资源禀赋会促使武装团体加大动员和武装投入，并增加对平民的暴力。⑤ 实际上，无论面对何种类型的资源，武装团体都需要对所控制区域进行治理，因此其动员能力不容忽视。动员能力决定了武装团体能否有效整合内部资源、协调成员行动并维持组织的长期存在。动员能力强的组织通常纪律更严明且更具战略性，能够通过与地方社区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等方式减少针对平民的暴力。相反，动员能力弱的组织因内部结构松散与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往往诉诸更为暴力的手段来维持控制。因此，动员能力在资源型武装团体的暴力行为模式中可能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 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为何一些武装团体对平民实施严重暴力，而另一些却相对克制？一方面，依赖资源掠夺的武装团体更倾向于采用高强度暴力以快速夺取和巩固资源，并获得更多军事上所需要的经济支持，具体而言有财政替代效应、组织效应和战斗人员机会主义动机三种机制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依赖自然资源的武装团体对平民实行暴力的程度与依赖资源掠夺的武装团体存在显著差别，而既有研究缺少对这一差异的解释和检验。本文提出，动员能力是连接资源依赖与暴力行为的关键调节变量：动员能力强的武装团体通过强化组织纪律和内部分配机制，提高成员服从度和治理效率，从而抑制对平民的无差别暴力，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型动员还能提高在所控区域的合法性和支持度，缓解安全困境，降低冲突风险；相较之下，动员能力弱的组织更加依赖暴力掠夺来维持生存和控制。本文通过次国家水平的数据分析对以上两个层面的假说加以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资源管控、依赖技术和信息的精细化军事行动以及国家能力的延伸等于预措施能够减少资源型武装团体对平民的暴力，降低内战带来的伤害。 二、自然资源与平民遭遇暴力的关系 资源禀赋是武装团体行为的重要解释因素。有研究提出，大多数武装团体的核心诉求并不局限于意识形态或政治目标，而是围绕经济利益展开，暴力则是攫取、保护与扩大利益的手段，即所谓“贪婪说”。⑥ 在治理薄弱但自然资源丰裕的地区，资源获取更是成为推动冲突持续和演化的重要动力。冷战结束后，武装团体对石油、钻石、黄金和木材等资源的依赖愈加突出，这些资源为组织运作提供了稳定资金，也成为组织竞争与暴力升级的直接诱因。在塞拉利昂、刚果(金)和尼日利亚等典型案例中，武装团体普遍认识到控制资源意味着巨大的利益和机会，因此更可能采取暴力手段夺取领土与资源渠道，并对平民施加胁迫以减少阻力或获得劳动力。自然资源的获取会显著影响武装团体的行为方式，特别是加剧其对平民实施暴力的倾向。⑦例如，在利比里亚内战期间，那些获得稳定资金支持的武装团体更能够维持纪律和安全，而依赖掠夺性资源的武装团体较少依赖来自平民的合法性支持，也更倾向于滥用暴力。⑧基于既有理论的推演和案例总结，本文提出三种加剧武装团体对平民暴力的解释机制。 一是财政替代机制。资源租金与外援为武装团体提供低成本且稳定的财政来源，有助于其摆脱对平民的自愿支持和税赋筹资的依赖，从而弱化社会嵌入、强化军事化与强制统治。这可视为“租金效应”的武装团体化：当组织生存不依赖民众时，会将更多精力投向军事目标，对社会就会出现“无税—低代表—弱问责”的链式结果。在此情形下，平民对组织生存的重要性下降，武装团体由于缺乏克制暴力的动机，更容易把平民视为可被威胁和榨取的对象，如征收“革命税”、绑架和勒索等，形成对平民的敌意型互动。⑨当失去外部支持或面对较大军事压力时，武装团体会转向对占领地资源的掠夺，对平民实施大规模暴力。以曾活跃于乌干达及其周边国家的“圣主抵抗军”(LRA)为例，每当在战争中失利面对财政缺口时，该组织就会转向获取象牙等自然资源，并胁迫和镇压平民以强制劳动和运输资源。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