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为维护霸权地位采取了许多巧取豪夺的手段，日益呈现出掠夺性特征。尤其是特朗普再次执政以后，重置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原则，并试图改变美国的发展方向。在外交哲学上，特朗普本能地相信世界是丛林社会，奉行“美国优先”理念；在外交政策上，特朗普崇尚“赢学”，认为美国可以为所欲为，向包括盟友在内的世界各国强征高额关税。正如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所言：特朗普对盟友加征关税并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不仅代表着与美国之间自由的、可预期的和基于规则的贸易关系走向终结，还代表着美国放弃核心盟友及其承诺，转而与曾经的对手建立更紧密的关系。①特朗普政府挥舞关税大棒，其外交政策乱象频出，不仅向世界展示了其决策团队的“草台班子”形象，还沉重打击了现行国际秩序。当前特朗普政府正在推动美国霸权体系转型，试图通过掠夺盟友和伙伴来反哺美国霸权体系，并重塑美国联盟体系的运行逻辑。因此，我们必须在动荡变革的世界中看清美国霸权体系的新变化，洞察美国霸权体系的全新运作模式。那么在首要地位(primacy)不断衰退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第二次执政后美国为什么会逐渐演变为一个掠夺性霸权(predatory hegemon)？美国转变为掠夺性霸权对其联盟体系有什么影响？这些变化将会产生哪些世界影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把握当前国际秩序变革的现实逻辑，进一步理解百年大变局的深刻意涵。 一、特朗普政府对美国首要地位的战略认知 大国兴衰是世界历史中的普遍政治现象。作为世界大国，美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同样具有兴衰沉浮的历史周期，美国战略界由此形成了热衷于讨论美国是否衰落的独特文化。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关于美国是否衰落的讨论，彼时美国自我纠偏机制尚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首要地位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其自我纠偏机制日渐失效，特朗普及其团队的认知与往届美国政府存在根本区别。 (一)美国首要地位下降 国家实力是多维的，有些因素难以进行量化，因此科学评估国家实力是一项高难度的工作。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虽然传统的权力测量方法已不再适用，但从政治影响力、经济实力、军事能力和科技水平四方面仍可以大致窥得美国首要地位的下降趋势。 第一，美国的政治影响力明显下降。对于如何评估国家实力，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在批评传统衡量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方法，主张以国家净资源(net resources)作为衡量国家实力的核心指标，更强调国家内部的资源利用效率和社会负担。②然而，即使按照这一衡量方法，21世纪以来美国的国家实力也是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当前美国国内出现了三个严重问题：一是美国社会治理出现了重大问题。自里根政府以来，美国形成了信仰小政府、大市场的经济哲学，社会贫富分化加剧，中产阶级出现空心化。与此同时，自由主义思潮走向极端化，身份政治和族群政治走向刚性化，社会问题积重难返。二是美国民主制度遭遇危机。在过去40多年，美国在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遭遇挫折，财富和政治权力逐渐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民主政治已转变为财阀政治。③这说明美国的公共政策并未制约资本主义的过度行为，从而释放了破坏民主政治的力量。美国民主的倒退直接影响到美国霸权的影响力与合法性。④三是美国政治精英的素养全面下滑。⑤传统上，美国政治精英具备良好的素养，其言辞和行为是理性、体面和有教养的。当前特朗普政府在决策上则相对缺乏专业主义精神与专业技能。沃尔特·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认为，“美国的政党和大部分政客缺乏能够解决最紧迫问题的远见和想法，知识分子和政策精英过分执着于不再奏效的范式，而试图取代他们的民粹主义者也没有真正的答案”。⑥这导致美国的价值观坍塌，全球影响力下降。根据《2025年全球软实力指数》报告，美国的声誉和治理水平两项指标正在下滑。⑦ 第二，美国的经济实力相对下降。在国内生产总值上，美国绝对实力下降不大，但相对实力下降明显。据统计，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节点，2001年中国、美国、欧盟、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分别是3.9%、30.1%、21.3%和12.9%，2023年则变为16.9%、26.1%、17.5%和4%。⑧可以发现，美国不仅在绝对实力上仍处于世界第一，还在国家实力上拉开了与其他西方国家的距离，并未呈现绝对衰落的态势。然而，由于中国过去20多年发展迅速，与中国对比，美国国家实力出现了相对衰落的趋势。美国政策界为此不惜编织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叙事，⑨试图配合美国对华遏制战略，迟滞中国经济发展。但实际上，中国经济成长韧性十足，近年来始终保持稳健的增长速度。⑩ 第三，美国的军事能力大幅下滑。军事能力下降也是美国衰落的一个关键表现，深层原因在于美国自身出了问题。其一，美国在一些关键领域的军事技术路线选择上犯了战略性错误。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的海上威胁不复存在，美国的战略目标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海上战略思路也随之调整。1992年9月，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发布了《由海向陆——为美国海军进入21世纪做准备》白皮书，指导美国海军进行战略转型。该白皮书指出：“随着海军力量从冷战、远洋、蓝水海军战略转变为区域、沿海、远征重点，海军组织将发生变化。”(11)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美国海军的战略定位从夺取制海权转变为力量投送和对陆打击，并在技术路线上选择了濒海战斗舰和“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项目。(12)然而，随着中国海军的发展，濒海战斗舰和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难堪大任，美国海军陷入了青黄不接的窘境。其二，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相继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全球反恐战争成为其战略重心，耗费了大量宝贵的战略资源。其三，美国先进军事技术发展放缓，在高超音速武器、第六代战斗机和下一代驱逐舰项目等领域的发展上落后于中国，在一些领域的军事技术优势不复存在。其四，美国国防工业体系存在诸多问题。长期以来，国防工业是美国引以为傲的领域，然而乌克兰危机暴露了美国国防工业体系存在技术工人短缺和武器产能不足等短板。私有化使得美国国防工业空洞化，难以适应大规模军事冲突的需要。(13)有美国分析者认为，美国海军已经输掉了造船竞赛。(14)美国副总统詹姆斯·万斯(James Vance)也认为，“美国主导海上、空中和太空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美国及其军队必须适应这一变化。(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