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本文旨在基于中国东周历史完善国际体系转型理论，该问题的提出源自西方国际关系学中的一个惯常认知。例如，许田波曾提出问题：为什么政治学家和欧洲问题研究者普遍将欧洲国际政治中的制约与平衡(checks and balance)现象视为理所当然，西方中国问题研究者却顺理成章地将中国视为“强制性普世帝国”(coercive universal empire)？如果说在欧洲国际政治中均势盛行，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却完全呈现另一幅情景？① 然而，等级制与无政府状态这组在“文明特征”上的所谓中西差异往往建立在对历史时空进行武断划分的基础上。许田波的问题并没有论证为何要单独截取公元前656年至公元前221年的中国和1495-1815年的欧洲这两个特定时空而非其他时空来进行比较。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截取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3世纪的欧洲来与东周时期的中国进行对比，从而发现二者都经历了“统一—分裂—统一”的历史进程：欧洲在亚历山大帝国崩溃后经历了列国纷争，最终统一于罗马；而中国在西周衰败后经历了春秋战国，最终归于秦汉时代的统一。② 可见，中西文明之间存在所谓“等级制或无政府状态”差异是通过有意挑选特定历史时刻人为构造出来的。当我们放弃这种对史实的片面拣选时，就会意识到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之间在国际体系的组织性原则上共性大于差异，即两大文明的国际体系同样经历过在等级制和无政府状态之间摇摆变迁的转型历程。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为何不同的文明都会出现国际体系在等级制和无政府状态两种结构之间的震荡和变迁？影响这种国际体系转型的基本动能是什么？ 正如戴维·莱克(David A.Lake)所言，国际体系的结构在本质上是一个连续体，而纯粹无政府状态与等级制不过是作为国际体系的两种理想型而位于光谱的两端。③一个国际体系在具体历史时空中究竟处于无政府状态和等级制之间的哪个位置不应该被作为预设，我们需要构建一个理论框架来解释国际体系在“无政府状态—等级制”连续体中的结构状态及其在两端之间变迁的动能是什么。要构建这样的理论，一条可行路径是将包括中国历史在内的非西方历史系统地引入国际关系学科。事实上，当前的国际关系文献已经意识到将非西方历史经验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从而激活其理论创新动力的重要性。无论是英国学派和全球国际关系理论的跨文明对比还是对中华古典国际关系的单案例聚焦，都体现了一种通过破除西方中心主义对国际关系学科进行“再历史化”的转向。为助力催生新的国际体系转型理论，本文接续当前再历史化国际关系学科的努力，希望通过系统考察中华天下体系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转型经历，尝试构建一种普遍性的国际体系转型理论框架。 二、国际体系转型理论与国际关系学科的(再)历史化 构建国际体系转型理论框架必然要求国际关系学科的历史化，即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不再仅仅将历史当作从属性资料充当现成理论的例证注脚，而是赋予其主体性地位，让理论构建植根于深厚的全球历史基础。这是因为只有跨文明和长周期的历史，才能在经验层面观察到探究国际体系转型所必需的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的变异。 国际关系学对历史的处理自学科发展早期就已展开。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强调了历史经验在理解国家行为和国际政治中的关键作用，④但历史事实在他的研究中主要是作为说明国家追求权力和生存的普遍规律的展示性例证。国际体系的演变历史本身更是仅仅作为这套跨越历史周期和文化的共性规律得以展开的背景和舞台而出现，而不是需要理论解释的对象。总之，国际关系学早期文献对待历史的态度往往是对过往案例的一种“选择性掠取”(selective raids)，旨在支持或反驳当前的理论立场。⑤ 历史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这种从属地位在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的新现实主义理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⑥华尔兹将国际体系的结构特性特别是无政府状态视作决定国家行为的核心要素。他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为了生存必然会采取自助行为，而这种行为又强化了无政府状态。他的学说由此形成了一个封闭与自我验证的循环体系。⑦这种自我循环使该理论在解释国际体系的历史性变迁上显得力不从心，尤其难以解释欧洲如何实现从中世纪向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转变：尽管华尔兹承认体系内变化(Within-system change)即国家间能力或权力分配变动(如“极”的增减)是可能的，但他否认体系变化(systemic change)的存在，这是因为后者意味着涉及合法性基础的主体间关系组织性原则(ordering principle)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他看来，这种转变与国家追求生存和安全的基本动机南辕北辙，因而不会发生。 对于新现实主义普遍性预设导致的国际体系转型解释困境，建构主义学者约翰·鲁杰(John G.Ruggie)希望通过聚焦西方国际体系从中世纪向近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转型的历史，修正华尔兹“非历史”的理论预设，从而开启了对国际关系学科进行历史化的议程。⑧鲁杰尤其关注了社会财产权(social property rights)和社会认知(social epistemes)对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影响：社会财产权向绝对产权的转变带来了现代国家形成的决定性时刻，国家因此萌生出现代意义上的主体性，诱发社会认知的质变，国家间的互动方式也由此发生改变，从而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国家主权和无政府国际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