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耕文明与中国气学 就整个人类所经历的文明形态来看，采集、渔猎与游牧业这几项产业除了维系人类本身之生存及其自然繁衍之外，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建树作用并不大，至今似乎也没有出现仅仅建立在这几项生存业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现代文明。但是，比起这几项生存业，农耕种植无疑可以说是一项足以支撑人伦文明的社会产业与人类族群最基本的生存方式。而中国文化或中华文明就是以农耕作为整个社会之存在基础与族群的最主要生存方式的，从一定程度上说，也正是农耕文明，才真正塑造了中国人、中国文化包括可以作为中华文化第一张名片的礼乐文明。因此直到今天，从人们的家长里短、乡梓之情到似乎永远徘徊于国人心头而又始终挥之不去的“乡愁”，可以说是农耕文明留给中国人的一种独特的生命印迹或文化“基因”。 实际上，农耕文明不仅塑造了中国人、中国文化，还塑造了中国人的世界以及中国人建构认知世界的方式包括其面对世界的认知视角与认知心态，而这种视角与心态的一个最强烈的特征，就表现为“阴阳”(动力)、“四时”(历时)与“五行”(实然世界所以构成之基本材料)。“阴阳”代表着这个世界的“相感之性”与“曲伸之始”[1]7，“四时”代表着一个季节与时间的世界：“五行”则代表着我们既生存其中又不得不直接面对的客观世界及其构成。由于所有这些都直接关联着农耕，都是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阴阳”与“四时”就显得尤为重要。《尚书》开篇的《尧典》中就有“敬授民时”一节，而《尚书·洪范》概括的“水火木金土”显然则构成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实物系列，这当然代表着农耕世界的构成。此外，先是有《国语·周语》记载的伯阳父用“天地之气”解释地震，其后又有荀子表达的“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荀子·王制》)的进化系列。这就已经明确地将“气”作为“水火”的生发之源了，同时自然就成为现实世界——天下万事万物的生化之源了。更早以前，已经有老子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德经》第四十章)一说，使得“气”明确地处于“有无之间”①，中国人以“气”为本以及对于天地万物的一种解释系统由此奠定了。 正是中国文化的这一发育特征，因而在中国农耕文明的发展历史中，“气”所具有的可感可知而又无声无臭但又与人呼吸与共的特征也就使得气学既可以成为玄学的、政治的学问，同时也可以说是日用伦常的因而是一种知人论世的学问。总之，气学似乎具有无所不包也无所不能解释的功能，甚至就连武王伐纣，也都首先要做一番“登山望气”的工作，这里的“望气”，后来又被国人推广、扩充为决定王朝命运的“气数”一说。到了两宋，国人又形成了评骘人物的“气象”一说。所有这些，大概都是由中国的农耕文明决定的。而这种由农耕文明决定的“气学”同时也决定了中国人经验积累的认知方式以及重视现实关怀的文化特征，甚至也包括非常重视财富的积累、储存以及独自享用的方式(比如厚葬)。这确实是一种非常厚重的文化积淀，但同时也有可能成为阻碍民族精神振兴的沉重翅膀。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异质文化的印度佛教传入了中国，借助玄学的“有无之辨”逐渐为士大夫阶层所接纳，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诗)，至少展现了中国文化主体的士大夫们对于佛教的超越精神的认可，尤其是对佛教缘起论和空观智慧的欣赏。与中国文化相比，印度民族基本上属于缺乏历史观念的民族——其佛教的许多历史往往要借助玄藏的《大唐西域记》的记载来澄清，但中华民族极其厚重的历史观念也让亿万民众在这种观念的重压下不得不时时仰天长叹，所以说，中印间儒佛的文化交流以及儒释道三教的融合便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创造的重大机遇。著名史学家陈寅恪之所以赞叹“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2]245，主要指的就是赵宋时代中印儒佛思想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北宋以降，由于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每每受挫于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于是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文人士大夫不得不进行反思，并将国势的羸弱归罪于中国文化受到佛教的浸染，于是掀起了一波强于一波的反佛排佛思潮；而国人排佛的最有力的武器，从哲学的角度看，正是祖传的气学。待到再次经历明清巨变，气学之反思锋芒再次转向，居然从针对佛学转向针对素来对佛教抱着友善、借鉴与学习态度的陆王心学，甚至包括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佛老超越性智慧的程朱理学乃至整个宋明理学。因此，对于一直持气学立场的王夫之，笔者一直在思考：他究竟是因反对佛学进而反对心学，还是因为反对陆王心学才不得不追溯并批判其佛学根源？大概在王夫之看来，二者本就是一码事，根子在于佛学，因为心学和佛学都可以说是一种谈虚论空的亡国之学，这就与顾炎武的“王学乃亡国之首”的说法完全合拍了。 但实际上，把北宋以降中国国势的羸弱完全归结于受佛教的浸染，这与明亡后明清之际的一代士人将明亡的责任全然归结于阳明心学，都是出于同样的逻辑，甚至可以说都是不明真相而又从外在找原因的表现。 那么，心学与佛学之间究竟有没有界限从而使其可以被分别视之呢？如果从能够对心学发挥积极的批评作用的角度，那么自然可以站在儒学的立场上“与之较是非，计得失”[1]65；但是如果以自己祖传的气学来反对佛教进而反对心学，会不会陷入一种文明上的“关门主义”与文化上的民粹主义(包括让陆王心学为宋、明王朝的灭亡“背锅”)，从而形成一种“拒敌于国门之外”式的反佛②？明清儒学大讲气学，会不会就此彻底向西周的伯阳父回归，从而对地震进行所谓天地、阴阳之气式的说明，进而有碍于中国所亟需的科学认知思想的深入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