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周敦颐于北宋仁宗年间创作《太极图》《太极图说》以及《太极图》在清初学术界遭遇的集体批判，可分别视为代表宋明理学形上学的建立及崩溃的标志。但这并不意味着宋元明哲学与清代哲学之间存在根本断裂；在断裂的表面下，实际上潜藏着更多的以“新形态”展现自身的“旧学”。如何发现并论述其开启的新思想形态的理论潜力，是哲学史研究的重要任务。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述其对清代学术的研究，“先之以东林，见风气之有自焉”；因为在他看来，自北宋诸儒、朱陆、阳明、东林、明末诸遗老，到清代康雍乾嘉诸儒的学术发展，存在着“承先启后，如绳秩然，自有条贯”的脉络①。钱穆的观点富有启发性。实际上，明代哲学的显学阳明学派心学自明代中期到清代初期的发展历程，亦体现了明清思想之间的连续性，其中蕴藏着明清思想转型的内在逻辑。 阳明心学从来不是一套缺乏公共性的私人理论，而是以革新社会政治秩序为目标的政教思想资源。从阳明学派的发展史来看，其义理核心是回到真实存在经验的实践视野，由形上学建构思路的创新而不断自我更新的思想体系。在“心体”与“六经”之内在关系的议题上，从王阳明到刘宗周、黄宗羲的思想衍变正体现了这一点。阳明严厉批评世俗以求“知识”的方式通经为“贼经”，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主张只有反求良知本心才能真正明经②。而在明清之际，阳明后学提出了新观点。学界对此已有敏锐观察，指出晚明阳明学宗师刘宗周之学加重了“闻见之知”在儒学中的分量，建立了心学独特的读(经)书成圣说，刘宗周的新学说被认为“尤其透露了思想史发展的消息”③。本文以阳明学派“三代之治”视域下“心体与六经”之理论关联的论述切入，通过对比阳明“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与刘宗周弟子黄宗羲“六经皆先王之法”命题之异同，探讨在明清之际哲学转向思潮背后一以贯之的阳明学派哲学形上学与政治立场。 一、王阳明“六经者，吾心之记籍”说 总体而言，在激烈批评世俗以外在知识通经的言辞背后，阳明对待六经的态度一如历代大儒，完全是正面、积极的。例如，阳明在几首诗中非常典型地表达了他的立场。其一是《别余缙子绅》“丧心疾已千年痼，起死方存六籍真”④，儒家思想已经被曲解了上千年，只有深入研究六经才能找到儒家真义；其二是《夜坐》“千圣本无心外诀，六经须拂镜中尘”⑤，儒家历代圣贤所传授的道理不是脱离本心的教条，必须祛除后人附会到六经文本中的僵化注释，回归六经的本来面目；其三是《有僧坐岩中已三年诗以励吾党》“经营日夜身心外，剽窃糠粃齿颊余”⑥，为什么要祛除后人的僵化注释？那是因为一般人整天忙于经营名利、追求世俗功利之学，无法反求本心，只能使用那些如同糟糠般微不足道之物解释六经，导致遮蔽了六经的本真意义。在阳明看来，深入研究六经的方法，是正确理解经、史(事)与本心之间的联系。阳明作出了如下两步论证，姑且称之为本心论证。首先，不同于一般认为六经为圣王之道的权威载体，阳明认为“《五经》亦只是史”： 以事言之谓之史，以道言之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时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⑦ 阳明将高远的道落实于日常生活之中，道不是独立存在的永恒实体，而是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每一具体事务之中。道只在具体事务之中显现自身，因此在不同的生命存在、不同情境中亦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在这种道事合一的视域中，“《五经》亦只是史”是在“以事言之谓之史，以道言之谓之经”的意义上说。而对于每一个体来说，“道事合一”意味着五经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以史(事)的面目呈现自身，通过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事例“明善恶，示训诫”。由此，六经才能从教条化、空谈当中解放出来，恢复儒学的实践品格；“道事合一”意义上的通经，才能切实提升人的实践能力。 其次，基于“道事合一”视域，阳明确认经、史(事)与本心之间的完全同一。六经不是外在的权威，而是内心本有的道理的记录。阳明《尊经阁记》称：“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盖昔者圣人之扶人极，忧后世，而述六经也……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籍者，特名状数目而已。”⑧阳明以世俗产业库藏为例说明，道犹如库藏的财富，六经之文不过是登记具体财物的会计账目而已。对于这一意义上的“记籍”，泰州学派罗汝芳有一句话堪称最佳注释：“盖天下最大的道理，只是仁义，殊不知仁义是个虚名，而孝弟慈乃是其名之实也。”⑨一方面，“记籍”就是虚名，罗汝芳区分了虚名与道之实，并以孝弟慈为道之实，事实上就是主张回到活泼泼的日常情感以具体的实践明道。这一解释符合阳明所说的圣人“述六经”的本意——确立人伦共同体的根本规范，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纠缠于“虚名”“记籍”牵强附会则是远离六经本意了。另一方面，在“道事合一”的视野中，“孝弟慈”这种活泼泼的日常情感就是吾心良知当体自己，并非在孝弟慈之外还有一个独立存在的本心良知。因此，回到身心实践的维度发明良知本心，才是深入研究六经、回归其本来面目之途径。 实际上，阳明对于经、史(事)与本心之同一关系的论证，是建立在另一个更加基础的论证之上的。此即本心秩序、存在秩序与活泼泼的日常生活世界秩序之间的同一，姑且称之为存在论证，这涉及良知本心的形上学属性问题。良知不是简单的以知是知非为内涵的经验之知，而是一个形上学概念。如同宋儒创制天理概念是一个划时代的思想史事件，心学的良知概念牵涉到一系列的形上学设定以及相应的世界观；在这一意义上，阳明心学首先是一种形上学。良知首先涉及以重建世界秩序的方式激活六经，它是道事合一的活泼世界得以显现的枢机。换言之，良知并非一种经验之知，而是令经验得以显现自身的形上基石——一种形上世界秩序，一种全新的世界观。这种全新是指，它不在程朱理学所建构的世界观里面；心学引导人们突破程朱理学的范围，重新探索真实世界并由此确立相应的新修养模式和社会政治秩序。关于这一点，阳明基于“感应之几”概念作出了深刻论证。学生提问万物同体之义，阳明以“感应之几”为主题作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