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是中华文化中渊源甚早的重要德行和观念，以“让”作为核心词汇的“谦让”“礼让”等至今都经常被人们提及。不过稍显遗憾的是，对“让”的起源从思想学理上进行探讨并不多见。本文欲对早期中国的“让”观念做一新的检视，以说明“让”的思想起源与精神语境，并由此出发观察儒道二家思想的差异。之所以说是新的检视，是因为在此之前已有学者注意到此问题，如陈鼓应、王博、池田知久、曹峰等，尤其是池田知久撰写《〈周易〉与“谦让之德”》一文，从文本层面做了细致探究，认为讨论“谦让”要从《老子》道家说起，先秦儒家没有“谦让”的思想；曹峰踵其后，撰写《道家与谦逊》一文，进一步从哲学的层面丰富、延展了道家的谦之道或谦之德；陈鼓应则从道家易学的角度说明道家对《周易》谦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由此说明老子思想对《易传》尤其是大量论述谦德的《彖传》有深刻影响。各家所论有所贡献，但也有其不足。基于此，对于这一问题的考察需要注意：第一，对谦让之德或谦之道的探究必然要回溯到《周易》，或者放大视野，不仅仅是《周易》，而应涉及整个五经系统。这就涉及“谦让”的思想起源问题。第二，谦让是否道家独有，儒家是否有谦让的思想，或者也可以追问，谦与让是否相同？第三，如果谦让并非道家独有，那么如何理解道家与谦让的关系，以“谦让”概括老子思想的核心是否妥当？在对“谦”和“让”的辨析中可以发现，先秦道家和儒家同源于西周礼乐文明的传统，但二者又各自对这一传统中的“礼让”精神有着反思，由此构成了二家思想精神的内在差异。 一、早期中国思想中的“圣人贵让”传统 不论是以“谦”、还是以“让”来概括道家思想，都并非完全自明的，有必要对这一概括的来源进行观念史的考察。首先，我们来回溯“让”的起源。在早期中国思想中有着推崇“让”的思想传统，比如清代哲学家程瑶田指出： 家庭兄弟之间，尤当以“让”字为主。泰伯以天下让，夷叔、吴札以国让……至于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则无时无处无人不当让者也。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又曰：“其言不让，是以哂由。”然则“让”为人道之最大者矣。① 理学重四书，而程瑶田此处也正是以《论语》《孟子》等为依据，发掘出自尧舜以来圣人的贵让传统。“让”不仅存在于日常的修身齐家生活中，也发生在治国平天下的王业中，这就突出了“让”之德或让之道的普遍性，正所谓“无时无处无人不当让”。程瑶田的叙述足以表明，“让”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悠久的传统，且是流传久远的政治实践活动。以“让”为“人道之最大者”已将“让”推崇备至，而此说也确实远有所承。 为了厘清这一点，“让”的来源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经典，尤其是五经中的《尚书》和《诗经》；二是在老子、孔子之前的政治实践，尤其是春秋早期的政治实践。当然，这二者本就是相联系的，经典是对人类行为实践可为后世所效法者的总结与提炼。就经典来说，《尚书》以《尧典》开篇，这意味着《尚书》是以尧舜禅让为开端的历史之书，或者说，禅让是中华早期文明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有趣的是，“文”“明”二字出现在《尧典》开首：“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禅让发生于尧、舜、禹之间，让是王天下的美德。正如孔颖达所言：“经之与典俱训为常，名典不名经者，以经是总名，包殷、周以上，皆可为后代常法，故以经为名。典者，经中之别，特指尧、舜之德，于常行之内道最为优，故名典不名经也。”②如此，则让德授贤就是常道中最优者。近人陈柱也指出《尧典》“一篇大恉，莫非一让字”③。 《诗经·大雅·皇矣》云：“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根据先秦汉代流传的众多文献所述，作为长子的泰伯本应得国，但让国于王季，而王季之子文王继之兴起，这是周之所以能够最终取代殷商的重要事件。根据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记载，文王“行善”，最重要的便是使治下之民能彼此相让，“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④。虞、芮之人相让又似重复了舜使历山之人皆让畔的故事，说明文王本人也传承了这一让的德行。追本溯源，让德其实正是周家自太王以来的家风，并非自泰伯而然，太王古公亶父已经如此。“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诗经·大雅·绵》)此事在《孟子·梁惠王下》《庄子·让王》《史记·周本纪》等文献中均有记述。大意是说，古公亶父将本国的土地让于狄人，不愿因此而让百姓受到伤害。虽然是被迫迁居，但仍然属于让的行为，故《庄子·让王》亦将此纳入“让王”的谱系，且位于尧舜禅让之后，显然是有道理的。据此来看，“让”是周人自太王古公亶父以来的家风。但需要注意的是，尧舜禅让与泰伯让国二者之间有着区别，泰伯让于王季，是周家同姓兄弟之间的行为，而尧舜禹之间的禅让则并非同姓⑤，至少从《尚书》来看，完全不涉及这一问题。因此，禅让与让国虽然都可以纳入“让王”的叙事谱系中，但在父子相继的家天下时代，总是渲染或讨论尧舜禅让，无疑并非应景合宜的主题。因此，家天下时代的让国与公天下时代的禅让分离开来，必然是主流的观念，战国时代诸子对于禅让的反思无疑便与此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