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记》与《左传》 司马迁《史记》镕裁三千年史事于一书之中，资料来源甚丰。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曰”以为《史记》所采史料有不同来源，包括《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诸书。且就《史记》所载不同时段史事而言，其于春秋时代之论述当本诸《左传》。①唐代司马贞著有《史记索隐》，其序文亦有相类意见： 又其属稿先据《左氏》《国语》《系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及诸子百家之书，而后贯穿经传，驰骋古今，错综檃括，各使成一国一家之事，故其意难究详矣。② 张大可指出《史记》取材六经及其训解书合共二十三种，其中包括《左氏春秋》。③即使面对史料纷陈，司马迁在编撰《史记》时依然有其标准，简言之，乃是考信于六艺，折中于夫子。此中在《史记·太史公自序》尝言六经之作用，《春秋》乃是“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④可见《春秋》如同一把直尺，可以量度世间的万事万物；《史记》继《春秋》而作，亦秉持同样的精神。 刘咸炘《太史公书义法》更有《据左》一篇，明言《史记》之编撰多据《左传》。刘氏反驳学者谓史迁未见《左传》之说，以为《史记·五帝本纪》“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云云，本据《左传·文公十八年》；《周本纪》谓齐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乃据《左传·僖公十二年》等。刘氏云：“其字句之间，虽间有删节，史公据左氏以入纪，则其目见《左传》也审矣。其他世家、列传之中，援据《左传》者甚多，吾亦不悉数也。”⑤刘氏举出《五帝本纪》与《周本纪》之例，说明《史记》有据《左传》，实毋庸置疑。 《史记》尝征引《左传》之文，殆无可疑。范文澜云：“太史公作《史记》，春秋时事取《左传》者泰半，谓《史记》之一部，蜕化于《左传》，或无不可。”⑥至于《史记》引用《左传》文字的次数，因应统计方法未必完全相同，言人人殊。姚曼波云：“《史记》全书所征引《春秋》即《左传》史料超过二百多条。同一史料，又同时被《本纪》《世家》《书》《列传》《年表》等反复引用，累计达八百五十多条次以上。”⑦以为《史记》援引《左传》之文有二百多条。据黄福銮《史记索引》的统计，《史记》征引《春秋》六十四次，引《春秋大传》一次，引《左传》八次。⑧准此而言，《史记》多有利用《左传》以撰写春秋史事，而注释《史记》者，亦必随之而援引《左传》注释以解说相关《史记》之文。 二、司马贞《史记索隐》之引书 《史记索隐》三十卷，唐司马贞撰。司马贞字子正，河内人。开元初任国子博士、弘文馆学士。司马贞以为自裴骃以后，注《史记》者如邹诞生、柳顾言、刘伯庄等皆未如人意，遂起注释《史记》之念，《史记索隐·序》云：“今止探求异闻，采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释文演注，又重为述赞，凡三十卷，号曰《史记索隐》。”⑨此书于《史记》三家注中，评价尤高。毛晋《跋史记索隐后》云：“读《史》家多尚《索隐》，宋诸儒尤推小司马《史记》，与小颜氏《汉书》如日月并照。”⑩四库馆臣谓司马贞“乃因裴骃《集解》，撰为此书。”(11)可见此书除解释《史记》外，还当兼及疏解裴氏注文。朱东润《史记考索》谓其书“尊裴氏《集解》为注而自居为疏之义。”(12)其言是也。 《史记》三家《注》引书以司马贞《史记索隐》最多，程金造《史记索隐引书考实》云： 小司马引用之书，总四百二十种，其不见著录于《隋书·经籍志》者，约四五十家，而存于今日者，不过四分之一耳。隋唐以前，古书之存于书注中者，则裴松之《三国志注》、刘昭《续汉书八志注》，与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犹可见之。《续汉书八志注》及《三国志注》，引书各不过二百五十种，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书，与小司马《索隐》所引之数差等。(13) 据程氏所言，可知司马贞《史记索隐》引书极多，达四百三十二种，(14)其中包括经部一百一十八种、史部一百七十种、子部八十八种、集部四十二种，以及其他待考者五种。又据应三玉《史记三家注研究》所考，《史记索隐》引用注家合共一百五十八人，(15)其中引用较多的包括韦昭（二百六十次）、刘伯庄（一百九十九次）、徐广（一百七十一次）、颜师古（一百三十六次）、邹诞生（一百二十次）、服虔（一百一十九次）、郭璞（一百零六次）、如淳（一百零一次）等。(16)此中注家，部分本注《左传》，而《索隐》因《史记》征引《左传》之文而转加载录。此所谓以经解注史之例也。例言之，《史记索隐》引用服虔注释一百一十九次；服虔以《左传》名家，据《隋书·经籍志》所载，其与《春秋》或《左传》相关之著述包括：《春秋左氏传解谊注》《春秋左氏传音》《春秋左氏膏肓释疴》《春秋汉议驳》《春秋成长说》《春秋塞难》等。(17)应三玉在分析服虔注的特点时，尝言“服虔长于释义”，更指出“服虔释义时有精到之处”，并举《史记·齐太公世家》“瓜时而往，及瓜而代”句，裴骃引服虔注：“瓜时，七月。及瓜谓后年瓜时。”应三玉云：“此任期一年也，‘及瓜’即来年瓜再熟时。服虔所释得其义。”(18)服虔注是否得其义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裴骃《史记集解》，以及司马贞《史记索隐》，皆多有袭取经解以注史的体例，而应氏未有指出。如上引此服虔注，李贻德《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在庄公八年之下，即据《史记集解》辑录服注之文，(19)可知此条即为服虔《左传》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