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学史上最具标志性的并称，“李杜”历来是学术研究的焦点，相关讨论长期围绕“李杜优劣论”展开。不过，古代并称“李杜”者众多，如东汉即有“三李杜”，后人更考证出“六李杜”“七李杜”。那么，李白、杜甫何以在诸多“同名异指”的并称中“胜出”，从而具备了优先性和典范意义？作为文学典范的“李杜”，又因何演化为一种批评策略，并在何种基础上被整合，最终成为一种集体认同？此仍有待发覆。 一、同名异指：并称间的竞胜 “并称”是一种颇具本土特色的文学批评方式。①所谓“并”，就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时齐名者，往往同调”②。传统关于“并称”的讨论多循以下两种路径展开：或将之视为整体，以论其同；或将之相互区别，以求其异。其中，前者重在整合，强调并称者的同构特质及其作为整体的文化象征意义；后者侧重分辨，凸显并称者在创作风格、擅长文体等方面的差异，在此基础上，相关讨论又多由评判“文品”而延及轩轾“人品”，并形成价值判断，此即所谓“优劣论”③，如“班马优劣论”“丕植优劣论”“李杜优劣论”“韩柳优劣论”“韩白优劣论”等，皆为批评史上经久不衰的话题。这些“竞胜”发生在并称内部，是就并称所指涉不同个体而论的，其内涵丰富，古今学者业有诸多研究。 不过，另有一种发生在“同名异指”并称间的“竞胜”，它既不像“优劣论”那样争锋相对，也不一定表现为系统的理论阐释，而是隐性存在、悄然进行，故少有人注意，这种“竞胜”的结果，则体现为人们在众多“并称”中形成的倾向性选择，是一种经过长期文化记忆积淀后形成的集体认同。理论上讲，“并称”的成立和使用都相当灵活、开放，其既不受主体身份的严格限制，也不具备逻辑上的唯一性和排他性；同时，由于并称这一批评方式往往以简缩姓名、归纳人数等形式呈现，这就导致“同名异指”的并称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然而，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公共知识和文化记忆角度来看，某一“并称”的诸多具体所指，又往往具备一定的“优先级”，特别是，当某一特定并称完成其经典化过程后，便会形成排他性，使得其他“同名异指”的并称常常要依附一定的修饰限定词，方能明确其所指。以“李杜”为例，尽管并称“李杜”者代不乏人，但无需附加任何修饰限定便能触发群体性文化记忆者，只有李白和杜甫。明人胡应麟《诗薮》称： 博雅之士引证李、杜，凡数处而有未尽者：以唐一代言之……李白、杜甫外，杜审言、李峤结友前朝，李商隐、杜牧之齐名晚季，咸称“李杜”，是唐有三“李杜”也。又杜赠李衔有“李杜齐名真忝窃”之句，衔亦当能诗耶？④ 此处“三李杜”皆为唐代诗人，但“李白、杜甫外”的表述，本就暗含一种“前理解”，默认二人之于“李杜”并称中所具备的优先性。同样作为诗人，李峤、杜审言的知名度显然不及之后的李白、杜甫；同样并称“李杜”，后人又往往在李商隐、杜牧前缀一“小”字，以示区别，沈德潜《唐诗别裁集》称“晚唐诗多柔靡，牧之以拗峭矫之，人谓‘小杜’，以别少陵，配以义山”⑤；秦笃辉《平书》也说“李商隐、杜牧，亦称李杜，然而小矣”⑥，“小”不仅起着标示时代先后的作用，也包含对两组“李杜”文学成就高下与影响力大小的判断，显示出这一并称竞胜的结果。 若将视野进一步扩展至文学之外的领域，则东汉已有“三李杜”，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五谓： 汉太尉李固、杜乔，皆以为相守正，为梁冀所杀。故掾杨生上书，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归葬。梁冀之诛，权势专归宦官，倾动中外，白马令李云露布上书，有帝欲不谛之语。桓帝得奏震怒，逮云下北寺狱。弘农五官杜众，伤云以忠谏获罪，上书愿与云同日死。帝愈怒，下廷尉，皆死狱中。其后襄楷上言，亦称为李、杜。灵帝再治钩党，范滂受诛，母就与之诀，曰：“汝今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谓李膺、杜密也。李太白、杜子美同时著名，故韩退之诗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凡四李、杜。⑦ 洪迈对“三李杜”事迹着墨甚详，提及李白、杜甫却仅以“同时著名”概括，这实际上说明李白、杜甫事迹在诸多“李杜”中最广为人知，故不必详述。后世类书、笔记，如郎瑛《七修类稿》、郭良翰《问奇类林》、于慎行《榖山笔尘》、徐树丕《识小录》、赵翼《陔余丛考》等论及“三李杜”“四李杜”甚至开列“六李杜”，论述也多与洪、胡相近，足见古代诸多“李杜”所指中，李白、杜甫具备无庸赘言的优先性和典范意义。 如果说李白、杜甫在诗人领域的并称竞胜中脱颖而出，是因其非凡文学成就，二人又何以胜过东汉“三李杜”？考诸史书，“三李杜”皆为当时名士，为官忠直，气节高尚，对汉末政治产生相当影响⑧。尤其是得誉“李杜”最早而名气最大的李固、杜乔，二人官至太尉、位列三公，遭梁冀迫害后不仅重挫朝堂士气，更引起天下震动，“贤愚切痛，海内伤惧”。《后汉书》曾专设《李杜列传》载录其事迹，称赞“李、杜司职，朋心合力，致主文、宣，抗情伊、稷”。⑨又据《北史·王肃传》，北魏名臣王肃卒后，宣武帝下诏书云：“故扬州刺史肃，忠义结于二世，英惠符于李、杜。”⑩可见在李白、杜甫之前，作为“忠臣”象征的“李杜”已广为人知。后世文人对东汉“三李杜”也多有赞誉，苏辙《吴冲卿夫人秦国挽词》（其二）称“李杜得从滂，千秋共辉光”(11)；李梦阳《豫章行》谓“王允辅京室，李杜垂其名”(12)；罗惇衍云“前后同称三李杜……卓行今犹并颍川”(13)；李慈铭《冬夜读后汉书李固杜乔传》更称：“危言留信史，寸心与不烂。鬼神共回薄，金石立可贯。中流悬一壶，万古竟长旦。”(14)有些人甚至将之视为李白、杜甫并称“李杜”的典源所在，赵翼《陔余丛考》卷三九即引《后汉书》范滂母“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恨”之语，认为“唐人谓李白、杜甫为李杜……实隐用此事”(15)，足见其文化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