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心性论与颜延之为何而“病” 中华古典心性之学以儒释道思想的“心”与“性”为枢机，是理解人性本质、道德实践以及宇宙人生的学说。儒家心性论早在春秋战国时就获得了深入发展，例如梁涛先生指出，出土文献郭店竹简《五行》作为孟子后学的重要文献，与《中庸》不同的是，更重视突出心性本体的内在性。①儒家心性之学发展到晋宋时期，玄学与佛学的思想交融使其进一步发展重获思想活力，当时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文人凭借自身的文化底蕴去会通玄佛，儒玄佛思想的汇融贯通从而成为时代思潮，颜延之（384～456）的心性美学视域正形成于三家思想的会通中。从心性审美的维度考察这一时期的文人心态，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颜延之“知音”观的文化意蕴。 魏晋六朝，政治动荡，权谋倾轧，如颜延之这样的文人性情傲岸、不阿世媚俗，往往陷入“独善”与“兼济”的两难。如何在黑暗中既保全自身志节，又能以微光烛照他人？这一贯穿中国士人心性史的命题，从古典学的交叉维度进行究微，抑或有助于彰显心性论的独特价值。颜延之在《释何衡阳达性论》《庭诰》等文中都呈现出“以道为心”的心性美学视域，主张心性契合天道，强调超越有限存在进入形而上道境的审美体验。这种诚于内的心性论，不仅是对《中庸》“天命之谓性”的呼应，更是其文艺创作和品鉴的根本准则。值得深思的是，颜延之《北使洛》《五君咏》等作品在古典文学史上颇受美誉，而“错彩镂金”的诗风却备受诟病，以致于钟嵘《诗品》载其“终身病之”②。关于颜延之的“终身病之”，有研究者从古典文学雅俗观出发，认为“‘错彩镂金’有品格尘下之感，惠休之评侮辱到了颜延之的人格尊严”③；曹旭先生注解为：“谓颜延之对此评价，终生怀恨在心。”④然而，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有云：“知音其难哉！”⑤当时的文学批评家刘勰都喟叹真正理解别人作品之难，隋末唐初大儒王通曾在《中说·事君篇》赞颜延之有“君子之心”⑥，这样一位颇具君子风度之人，面对他者的评鉴何以会“终身病之”，颜延之的“病”因与其心性论及“知音”观有无关系？这是本文拟证之的问题，同时对颜延之与陶渊明的知音缘契亦作进一步探究，以期在心性美学视域下透视古人相交的“知音”风雅，并希冀全面呈现其“知音”观风貌。 一、颜延之的“知音”观：“识微”心性本体的审美呈现 颜延之的“知音”观与其心性美学视域密切相关。在古典诗文中，“知音”寄寓主体的高雅情怀，其寓意逐渐由通晓音律之人延伸为知己雅意的象征，如《礼记·乐记》载，“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⑦；桓谭《新论·琴道》载：“音不通千曲以上，不足以为知音。”⑧又曹丕《又与吴质书》云，“痛知音之难遇”⑨。但“知音”作为诗文批评术语，由南朝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明确提出，旨在把“见异”“深识鉴奥”⑩文学作品的主体称之为“知音”。颜延之作为刘勰之前重要的文学家，刘勰曾在《文心雕龙》的《总术》《时序》篇明确论之。根据钟嵘《诗品》载，文化世家琅琊王氏传人王融未完成的《知音论》中曾提及颜延之的“律吕音调”(11)，且钟嵘在《诗品中·序》中又有“颜延论文，精而难晓”(12)之叹。可见，无论是品赏音律，还是品鉴诗文，颜延之都存有主体的“知音”观。 刘勰《文心雕龙》以“心”为核心构建文学批评体系，《文心雕龙·序志》篇云：“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13)范文澜先生认为刘勰以“心”为名，是受到六朝高僧释慧远的影响，并引《阿毗昙心序》作以例证，“《阿毗坛心》者，三藏之要颂，咏歌之微言，管统众经，领其会宗，故作者以心为名焉”。(14)这里明确提及“心性本体”与“微言”之关系。吴调公先生指出，刘勰“知音”批评的一个重要内涵是“见心”，即批评者要理解创作者构思之文心，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沿波讨源，虽幽必显”。(15)“虽幽必显”(16)，即“虽微必显”，意谓“即使隐微也一定会使它显露”(17)。刘勰的“知音”批评建立在“识微”的心性本体之上，颜延之亦有着类似的“知音”观。 儒家经典《中庸》将人性与天命相联系，强调人性由天赋予，人必须通过充分实现天赋善性来完善自我修为。颜延之受到儒家重内在修为思想的影响，并通过融合玄佛来建构主体思想，如其《武帝谥议》云：“盖出乎道者无方，故形于物者不一。”(18)强调“道”呈现形态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可以通过主体的心性修为来统一，其在谈及家训之作《庭诰》的创作原因时亦言：“今所载咸其素蓄，本乎性灵，而致之心用。”(19)明确指出其所载录之事，虽本于天赋灵性，而终归于心性之用。“性灵”不仅暗合孟子的“尽其心者，知其性”(20)，也融入了玄学重视个体灵性的理念；“心用”强调实践维度，已经类似于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本于主体心性，对佛教关于生死轮回和因果报应问题，颜延之在与思想家何承天的论辩中写了《释何衡阳达性论》《重释何衡阳》等，并提出“与道为心”： 与道为心者，或不剂此而止。又知大制生死，同之荣落，类诸区有，诚亦宜然。(21) 所云与道为心者，博乎生情，将使排虚率遂，趾实莫反，利泽通天，而不为惠，庸适恩止麛卵，事法豺獭耶？(22) 颜延之的生死观，以审美的视域平衡了“与道为心”的文学性与哲理性。其不同意何承天“形毙神散”的观点，认为人之生死与草木荣苦、万物生灭不同，因为人“与道为心”，所以主体精神不会随形体消亡；因为人“与道为心”，所以胸怀博大、怜悯众生，保持心性修为。颜延之关注主体心性的复杂性，在辩论中贯通佛理与玄学经义，其“与道为心”的观念，主要与当时佛家宣扬的“神不灭”论相关。宗炳在《明佛论》中云：“夫精神四达，并流无极，上际于天，下盘于地，圣之穷机，贤之研微。”(23)融合魏晋玄学宇宙观的佛家宣扬精神永恒，颜延之接受了此类“穷机”“研微”的精神修养工夫，注重“与道为心”的心性本体修炼。后来王阳明进一步指出“道心本是无声无臭，故曰‘微’”(24)，此解可以印证颜延之认为“道”可通过“识微”的心性本体来呈现的经典意义。本于这种强调心性本体的视域，颜延之进而关注到“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