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突发环境事件频仍，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日益受到重视。国务院2000年发布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将“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确保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之一。①2014年，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②。2023年，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要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积极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切实维护生态安全。③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④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仍面临结构性和根源性压力，生态文明建设处于关键期，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提出更大空间尺度的立法需求。 为应对大尺度生态环境问题，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安全保障工作，而环境空间治理机制提供了新的解决路径。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生态安全的概念阐述，仅将其作为立法目的和治理目标，尚未从环境空间治理机制角度探讨如何具体实现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在推进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当下，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研究视野应当超越概念阐述和立法目标宣示的范畴，统筹考虑各类环境空间治理机制的体系化建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25年4月、9月和10月、12月分别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草案)》(以下简称《生态环境法典(草案)》)的三次审议，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环境空间治理机制提供了体系化整合的契机。本文从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立法目的切入，在探讨环境空间治理机制何以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逻辑基础上，对环境空间治理机制进行现状梳理和问题检视，进而提出完善路径。 一、环境空间治理机制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法律逻辑 厘清环境空间治理机制何以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内在法律逻辑，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国家生态安全治理从“政策主导”向“法治保障”转型。 (一)环境空间治理理论契合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内生属性 环境空间治理理论为环境空间治理机制提供学理支撑，空间思维和理论基础契合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整体性要求和空间尺度性特征。 1.环境空间治理的空间思维符合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整体性要求 为解决大尺度生态环境治理问题，维护整体性的国家生态安全，需要建构一种基于空间思维的叙事范式。空间思维的形成和发展面临双重转向：空间思维的形成由历史决定论向空间转向论转变；空间思维的发展由还原主义向整体主义转变。历史决定论基础上的生态环境治理呈现为同质化、平面化的法律叙事，难以满足生态环境异质化管理的需求。20世纪晚期，米歇尔·福柯、亨利·列斐伏尔等人推动了空间转向(Spatial Turn)理论思潮的发展，“空间”不再只是被动的研究对象，还可以作为一种认识问题的媒介和研究方法⑤。空间成为建构治理的基本场域，治理不仅需要面对差异性的空间形态，也需要通过不同的空间场域进行秩序再建构⑥。重视从空间维度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源于国土空间兼具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提出的环境治理需求⑦。质言之，空间思维将环境治理对象定位于不同功能的空间，并将空间作为环境治理的研究方式，是一种立体三维而非同质平面的研究路径，是海陆空统筹的系统思维方式。环境空间治理的空间思维应用体现为还原主义向整体主义转变。还原主义者认为事物本质抽象复杂，须将其还原为各部分的组合加以描述，即从个体解释社会整体，把抽象整体“环境”分解为由不同基础物质构成的综合体，还原成生活于特定空间中的人能直观理解与感受的生态经验⑧。还原主义方法在生态环境法治中体现为以环境要素为规制对象进行立法，这就导致现行环境法律法规主要是为国土空间内单一、具体的环境要素治理提供依据，却很少为各种要素交织所形成的静态秩序与动态关系提供治理规则⑨。生态环境作为一个整体，各环境要素之间相互关联，以环境要素为对象单独立法割裂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体系性，亟待引入整体论、系统论方法予以矫正。整体主义在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中多有体现，生态文明法治理论强调以“整体观”为要旨，创新生态文明建设法治方法论⑩，体现于“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等论断。 以空间思维来审视国家生态安全维护的整体性形态格局和制度体系，是一种根植于空间转向理论以及内置于中国自然地理和社会情境的全新视角。空间思维将环境空间作为研究对象和立法场域，创新了研究方向和研究方式，符合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整体性要求。 2.环境空间治理的理论基础适配国家生态安全的空间尺度性特征 大尺度生态空间环境治理的理论基础在于生态系统管理理论。该理论主张通过管理措施来维持或调节系统内部，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的生态平衡或受损系统的再平衡(11)。大尺度生态系统管理理论和方法的日益丰富，驱使自然和生态系统管理从单一目标的分散管理模式向综合目标的多尺度覆盖、多领域融合、多途径集成、多利益方协作的区域联合及网络化管理模式发展(12)。自20世纪末期被引入中国以来，生态系统途径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13)等区域生态环境治理方法受到重视，并在区域尺度和国家层面的生态环境治理方面得到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