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当前，我国正处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持续加大，传统的依靠要素投入和以环境破坏为代价的粗放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环境整治和经济结构调整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工作的关键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1]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2]。可见，如何打破长期以来对高投入、高污染、高排放的传统发展模式的依赖，转向依靠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减污降碳的新型绿色发展模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一项至关重要的战略任务。 与此同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推动下，数字经济作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重要经济形态蓬勃兴起，已成为各国竞相发展的战略重点。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3.9万亿元，占GDP比重为42.8％，名义增长率7.39％，显示出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带动作用[3]。随着数字技术与各领域深度融合，其在激发创新、促进就业、提升生产效率与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以5G、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推动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绿色转型的重要支撑。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数字经济的发展加快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已成为当前亟需探讨的重要课题。 从实践上看，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通过数字经济为中国绿色发展赋能，是“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议题之一。尽管近年来已有部分文献从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转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等角度展开了相关探讨，但国内关于数字经济对能源消耗、碳排放等绿色发展议题的影响分析仍显不足。鉴于此，为验证数字经济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本文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体系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指标体系，对我国2010-2022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绿色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并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进一步根据地理区位、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分析数字经济对不同区域绿色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影响。此外，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面板数据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数字经济对绿色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以期更全面分析我国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的关系，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绿色发展的政策设计提供经验依据。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包括：第一，在研究视角上，关于数字经济对区域绿色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尚显不足，本文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全面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效应，并通过空间计量模型验证了数字经济发展的“虹吸效应”，为理解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第二，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多聚焦于经济发展水平对环境污染的影响，通常以国民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代表变量。与此不同，本文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探讨了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不仅丰富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内涵，也为其在数字经济时代的适用性提供了新的实证支撑。第三，在政策层面上，本文深入分析了数字经济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为科学制定有针对性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和实证支持，对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区域间绿色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 二、文献回顾 数字经济作为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的重要经济形态，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现有研究大多围绕数字经济的内涵、测度及其经济效应等方面展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数字经济狭义上指那些被数字技术深度渗透的经济活动，广义上则囊括所有利用数字化数据进行的经济活动及其产生的经济效应[4]。在数字经济的测度方面，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和省级等宏观层面的数字经济规模以及区域差异的测度分析[5-7]。关于数字经济的经济效应，现有研究可大致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的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有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8-9]，并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10]。微观视角主要以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数字经济通过降低企业经营成本[11]、提高产出效率与创新能力[12]以及提升创业率[8]，进一步激发经济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绿色发展”的重要论述，逐步形成了系统化的绿色发展理念。围绕绿色发展问题，学术界已开展大量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绿色发展的内涵与测度。在内涵方面，绿色发展被概括为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内在统一、相互促进和协调共生[13]。在测算方面，OECD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绿色经济指标体系等成熟框架，为全球绿色发展评价提供了重要参考[14]。国内也有许多研究尝试从不同维度评估绿色发展水平[15]。印玺和胡健基于能源供给升级、能源消费转型、技术创新、环境可持续性和政策效力五个维度，构建了中国能源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深入探讨了不同地区能源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差异与变化趋势[16]。二是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实现路径。不少学者倾向于从环境因素入手，探讨影响绿色经济发展的直接因素。相关研究表明，采矿业、石油业等高污染行业的发展状况、植被覆盖率以及人口密度等自然与人文环境变量以及环境规制均是影响绿色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17-18]。另外，也有学者从其他间接视角探讨绿色发展的实现路径。例如，经济集聚、技术进步、绿色金融等因素能够有效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促进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进而推动绿色发展的实现[19-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