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已然被置于国家战略的核心议程。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范式经历了深刻的系统性变革，增长动力已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方式演进。特别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聚焦建设美丽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1]，标志着绿色发展已从一个重要的政策选项，跃升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与重要途径。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2]在此背景下，近期召开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将这一战略部署具体化与前瞻化，明确强调“绿色转型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3]。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不仅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确立为阶段性核心目标，更将全面绿色转型定位为以碳达峰碳中和为战略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四大任务的系统工程[3]，标志着我国的绿色转型，已从早期的单点突破与末端治理，演进为一个旨在重塑生产与生活方式、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内生发展动能的整体性变革。 当前学术界围绕这一重大战略展开了广泛且深入的探讨，形成了比较丰富的理论观点。在内涵阐释上，有学者指出，全面绿色转型本质是一场涵盖价值理念、产业结构、能源体系、空间格局与生活方式的系统性、深刻性变革[4]；也有学者认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中国语境下兼具理论整合性与实践指导性的核心战略命题，它有机统摄了生态文明、绿色发展及中国式现代化等关键话语，并直接牵引着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政策实践[5]。关于转型的现实挑战，学者认为，核心困境在于多重目标协同下的路径依赖与制度约束，特别是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在短期内存在的张力，以及绿色技术创新与扩散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6]；还有学者指出，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发展在产业转型、能源革命与生活方式变革等领域均面临系统性挑战，阻碍着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进程[7]。在纾解路径层面，有学者指出，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转型需系统把握五大关键方向[8]，强调技术、政策、制度、市场与国际合作等方面协同发力，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还有学者主张通过构建绿色生产、绿色生活与绿色治理协同的系统框架，分别从供给端、需求端及全过程为新质生产力注入绿色动能[9]。无疑，上述研究为本论题的进一步探析奠定了学理基础，然而在其内涵、困境与纾解的综合考量上仍具拓展空间。本文旨在围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内涵、困境及其纾解策略等方面，进行较为深入而系统的探究。 一、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理论内涵 所谓“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指，通过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以高水平保护促进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路径从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模式，全面转向以绿色技术创新与生态环境保护为驱动的新型发展范式，旨在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与生态良好的有机统一，促进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协同提升，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10]。置身新时代新征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质上意味着动能体系的重构、生态价值的复归、治理范式的迭代升级以及行为方式的深度变革，最终推动生态环境从外生约束内化为发展逻辑中的内生原则与底层价值。 (一)动力系统重构：绿色动能驱动经济形态跃迁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持续深化与“双碳”约束的双重牵引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正由要素投入型与资源消耗型，转向以绿色技术创新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主导的内生增长范式。其并非一种简单的技术替换，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生产力发展的质态跃迁，通过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重构传统的经济增长动力系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本质不仅在于技术的高精尖与要素的高效能，更内蕴着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11]。它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数字基底”，以生态文明理念为“绿色罗盘”，共同催生出一种全新的绿色动能，系统性地驱动着经济形态向更高阶、更可持续的方式演进。 首先，以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边协同与大模型为代表的通用性技术，与清洁能源体系、先进制造与绿色工艺深度嵌合，正在孕育面向高效率、低碳化与高质量的“绿色新质生产力”，并重塑产业组织、价值创造与治理逻辑，不断推动传统生产函数中物质资本与劳动力的边际递增投入，让位于知识、数据、算法与绿色能源的协同优化配置，旨在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同时，促使经济产出与碳排放、资源消耗实现“绝对脱钩”，从而在微观层面奠定绿色增长的数字基础。 其次，数据要素凭借其近乎零边际成本的可复制性与非竞争性，通过“数据要素×”的倍增效应，对存量产业进行智能化、清洁化赋能改造，并催生以数字服务、绿色解决方案为代表的增量产业，驱动整体产业体系向知识密集型、服务主导型与低环境负荷型方向演进，进而不断推动经济发展由“增量扩张”向“结构跃迁”的转换，不仅表现为数字经济自身的崛起，更关键的是，它为产业结构的绿色化低碳化转型也提供了一定的技术可能性。可以说，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征就在于以颠覆性与引领性技术为驱动、以高效能系统集成为路径、以高质量供给为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