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历史地看，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人类生产生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呈现出“激化—治理—重塑”的演进脉络，工业化先行国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关系大都表现出较为典型的“库兹涅茨”事实。①中国作为后发的人口和经济大国，在相当长时期内，赶超战略下粗放发展方式叠加压缩式工业化路径导致能源资源消费强度大、污染物排放总体水平偏高，严重削弱环境承载能力，而国内资源条件和环境容量难以长期支撑这种传统发展方式，故而迫切需要依靠全新的发展方式和动能机制突破资源环境约束，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绿色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之一，旨在通过对技术创新、资源利用、要素配置、生产方式、组织管理、体制机制进行全面、深刻的变革，引领清洁能源转型，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生产生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推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可持续新发展阶段。为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202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新时代党治国理政新理念新实践的重要标志，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是解决我国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基础之策，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求“十五五”时期，“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初步建成，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的战略部署，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②202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坚持“双碳”引领，推动全面绿色转型，通过深入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扩大绿电应用。 从全球进程来看，从环境治理到“净零排放”，发达经济体作为绿色转型先行者，在科技创新、资金投入、结构升级、规制引领、主体责任、公众参与等方面积累了具有借鉴意义的经验做法。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实体部门数字化绿色化转型的脉络日益清晰，而欧洲国家较为激进的减排目标使其能源转型和传统支柱产业同步承压，如以德国为典型代表的工业国，其汽车等优势产业受到来自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强力竞争，给自身绿色转型带来了挑战和不确定性。再从中国实践来看，“十四五”时期，我国高质量完成了“十四五”规划设定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目标，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发展方式绿色化低碳化转型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绿色动能。同时也要看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③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五年，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攻坚期、绿色转型深化期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参与期，这一时期，国际绿色壁垒将持续加固，国内以降碳为核心的绿色转型压力空前提升，故绿色转型不再是可选项而是必答题。④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国内发展阶段的变化，“十五五”时期深入推动全面绿色转型在动能培育、机制创新、路径拓展、政策选用等方面要有新思路新举措。本文以发展绿色新质生产力为理论支点，系统阐释以绿色新质生产力引领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深刻内涵和时代特征，结合我国绿色转型取得的积极进展及面临的结构性障碍，聚焦绿色技术创新、减污降碳扩绿增长协同、新型能源体系构建、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塑造等创新方向和重点领域，探索构建“科技创新—制度保障—有效市场—社会参与—全球治理”五位一体的推进路径和政策体系，为“十五五”时期加快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学理依据和实践方向。 二、以绿色新质生产力推动全面绿色转型：理论深化与时代要求 (一)理论深化与逻辑脉络 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人类生产活动消耗大量不可再生的能源资源，无节制地排放自然界难以承载的污染物，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失衡。历史经验表明，传统生产力及其形成机制无从破解能源短缺、资源枯竭、生物多样化受损、环境恶化、生态破坏、气候变化、灾害频发等人类面临的重大可持续性难题。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求对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所组成的生产力三要素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变革，故通过将新质生产力源源不断地投入到现代化产业体系之中，可以从技术创新、理念创新、制度创新三个维度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促进要素集约利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维护国家能源和资源安全提供更加清洁、可持续的生产力保障。⑤而在环境治理层面，传统工业文明下的治理范式和政策手段也暴露出历史局限性。回溯传统工业时代的生态环境治理思维，其背后的逻辑是基于生产力的高效率与环境治理的高成本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在这一逻辑里，不仅环境保护与发展之间存在两难关系，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在资源分配上，以及国与国之间在分担全球环境责任上，均存在两难关系，因而传统工业时代的生态环境治理思路，更多的就只能是通过技术进步和提高治理效率来扩大两难冲突的折中空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⑥只有以新发展理念赋予生产力以绿色新质态，集成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中蕴含的先进要素和进步力量，才能推动实现发展范式根本性转变，将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与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统合”到生产力跃迁的历史性轨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