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师学会成立于1912年,前身为中华工程师会①,1915年更名为中华工程师学会;1931年与中国留美工程师创立的“中国工程学会”②合并,定名为中国工程师学会,1950年在大陆终止活动。在此期间,中国工程师学会为民国时期工程技术的传播与近代转型作出了卓越贡献。李伯聪等学者认为,1861年至1949年是中国近代工程史的第一次重大转型期,见证了中国古代工程体系向近代工程体系的过渡③。中国工程师学会是这一过渡的重要促成主体,因而在我国工程体系近代转型中具有独特地位。 目前,学界关于中国工程师学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学会史研究,体现在对学会出版物的系统整理和发展历程的考察④;第二,学会人物研究,体现在对学会代表性成员的个体实践考察和工程思想的梳理⑤;第三,工程专题研究,考察学会在特定工程领域的具体实践⑥。但对于中国工程师学会民国时期的技术传播实践以及在我国工程体系近代转型中的具体贡献尚缺乏系统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学会相关原始档案文献为基础,全面考察民国时期中国工程师学会在工程技术传播领域的具体实践,分析其在推动国家工程体系近代转型中的关键作用,亦为当今的技术传播提供历史借鉴。 一、中国工程师学会与近代工程教育体系的建立和人才培养 人才培养是近代工程技术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中国工程师学会在近代工程教育体系的建立和人才培养方面积极参与、主动作为,在教育政策制定、学科与专业设置、课程标准与结构、理论与实践结合等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促进了中国工程教育的近代转型,培养出大批优秀的工程技术人才。 首先,中国工程师学会积极参与教育政策的制定。受限于薄弱的工业基础和匮乏的教育资源,我国近代早期的工程教育依赖欧美模式,导致与本土实际脱节。为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工程教育政策,1926年,中国工程学会组织成立“工程教育研究会”筹备委员会⑦。委员长凌鸿勋表示“欲图改进之方,必先察症结之所在”⑧,并与赵祖康二人起草了有关中国工程教育的调查研究材料,包括毕业生出路及职业介绍、成绩考核、课程内容等,并分函各专门以上的工业学校和各筹备委员会⑨。通过调查分析,评估现行工程教育基本情况,制定教育改革的适宜方向。研究会专家撰写了多篇关于工程教育的指导性文章,包括《中国工科学校课程之比较》《工程教育之研究》《工程教育调查统计之研究》《实行工程教育指导法意见书》等⑩。“工程教育研究会”在媒体报道下引发社会关注,使工程教育问题由学术领域扩展至社会议题,为工程教育改革营造舆论基础。 学会内的教育专家积极参与政府决策并担任重要职务(11),其教育改革思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制定。为应对国防工业发展对科技人才的迫切需求,1942年,国民政府成立国防科学技术策进会,聘任顾毓琇、庄前鼎、翁文灏等学会成员为策进会理事,参与制定相关工作纲领与决策(12)。《国防科学技术策进会章程》中指出,策进会工作纲领目标之一即“策划国防科学技术人才之动员与培养”,具体内容包括研究并拟订动员全国科学技术团体及科学技术人才方案,供政府采择,研究并建议科学技术人才培养方案、科学技术教育改进意见等(13),彰显了中国工程师学会在国家重大教育决策中的权威地位。 其次,中国工程师学会紧密结合国家发展需求,在工程学科与专业设置方面建言献策,积极作为。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规程》,将工科分为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电机工程、化学工程、造船学、建筑学、采矿学、冶金学及其他学系,并详细规定了各学科必修科目(14),高等工程教育专业划分迈向规范化。同年,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通过《确定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案》,指出“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养成专门智识技能,并切实陶融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15),明确了大学教育“实业兴国”的基调。在这一背景下,工程教育学科建设得到大力支持,中国工程师学会及其会员以实际行动推动我国新兴工程专业创设发展。以航空工程为例,我国近代早期航空工程人才供给严重不足,尽管少数大学曾开设航空工程讲座,但培养规模有限。直至1935年,在中国工程师学会罗荣安教授等人的推动下,中央大学设立了自动工程特别班,随后清华、交通、武汉等高校相继设立航空工程系,或在机械工程系增设相关选修课程。1936年,航委会在南昌设立航空机械学校,聘请学会航空工程专家钱昌祚任校长,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航空工程学科发展(16)。 在高校任职的学会会员依据教学实际灵活调整专业设置。1923年,茅以升等人提议国立东南大学增设土木工程和电机工程专业,认为“工科欲在校外活动,辄以本身未固,难以进行,所失机会甚多。若添系以后,范围既广,效用亦巨,易得社会之同情援助,不止工科受其益也”(17)。1925年,北洋大学校长刘仙洲呈准教育部将采矿、冶金两学科合并为采矿冶金学科,并积极恢复停办24年的机械工程学科(18)。刘仙洲建议其他工程系参照1940年教育部将机械和电机系改为双班制的经验,预计每年可多培养上千名工程毕业生(19)。合理的学科布局和专业设置促进了工程知识的社会转化,增强了技术传播的实际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