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和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及发展的历史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其身影出现在中共革命前期的几乎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中。正因如此，当今的俄罗斯保留了大量有关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档案文献，对于研究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前，中国学界已有不少学者关注过这些俄罗斯档案馆收藏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档案，并对之进行过一定的梳理和介绍。①但是，限于不同时期俄罗斯各家档案馆对所藏档案开放程度的不同，以及学者个人研究兴趣、查阅时间及经费的限制，现有梳理多侧重介绍某一家档案馆或与作者研究课题相关的档案收藏情况，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部分历史问题的档案介绍也不够细致。近年来，笔者有幸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特别重大项目“近代中国海外珍稀文献搜集整理与研究”，负责其中俄文档案的编目、整理工作。借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团队及经费支持，笔者得以接触俄罗斯多家档案馆所藏大量有关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的档案，因此想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这些档案进行进一步的梳理和介绍，以期对学界的相关研究能有所助益。 俄罗斯所藏有关中共党史的档案主要收藏于首都莫斯科地区的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缩写РГАСПИ)、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缩写РГАНИ)、国立俄罗斯联邦档案馆(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缩写ГА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缩写АВПРФ)、俄罗斯国立军事档案馆(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военный архив，缩写РГВА)、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Центральный архив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缩写ЦА МО РФ)，以及俄罗斯国立远东历史档案馆(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缩写РГИА ДВ)、哈巴洛夫斯克边疆区国立档案馆(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Хабаровского края，缩写ГАХК)、滨海边疆区国立档案馆(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Приморского края，缩写ГАПК)等远东边疆地区的档案馆中。考虑到莫斯科地区的档案馆所藏中共革命时期历史档案的规模及其史料价值，本文将着重介绍前人提及不多或介绍不细的莫斯科地区部分档案馆的档案收藏情况，其具体档案内容则依据所涉及的历史问题分门别类地予以梳理和介绍。② 一、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往来资料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早期曾受到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也因此留存了相当丰富的档案资料，这些档案主要收藏于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中，俄罗斯方面就曾以该档案馆所藏的相关档案编纂了著名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档案资料集，并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翻译出版中译本。陈开科曾指出，“有关中共及各类红色组织、中共与苏共及共产国际关系的档案主要收藏于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该馆是名副其实的红色档案馆”，馆藏档案中“与中国红色历史密切相关且内容较为集中的全宗主要有84、495、504、507、514、517、530、532、533、539、550、627等”。③谷继坤则进一步点明，该档案馆所藏有关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档案“最重要的是第514号全宗”，其中第1号目录(中国共产党文件)“起讫年代为1919年至1946年，共保存与中国共产党直接有关的1165个卷宗”。④ 不过，该档案馆并未严格按照档案来源或问题类别进行分类归档，导致同一单位或同一问题的档案分散于不同的全宗或目录中，使得每个全宗和目录包含了庞杂多样的档案文献，无形中为学者查阅和利用档案制造了不少麻烦，也增加了对之进行梳理和介绍的难度。大体而言，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与执委会秘书处是这部分档案最主要的来源单位。 1.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有关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史的档案主要收录于全宗495目录154、全宗514目录1中。其中前人较少提及但比较重要的档案有：(1)有关中国或华人的报刊资料(1920年—1928年)，⑤这部分档案相对分散，涵盖了苏联国内外的多家报刊及苏俄政府、共产国际外事部门的公报，如《旅俄华工大同报》(1920年10月1日—1921年2月1日)、远东共和国报刊信息汇编(1920年10月1日—1921年2月1日)、外国报刊电讯稿(1920年8月30日—1920年11月2日)、华俄通讯社的稿件(1921年3月14日—1921年6月8日)、苏俄外交部通讯处有关中国和日本情况的通报(1921年11月17日—1921年11月24日)、名为“过激派之政或共产党之政”的中文小册子、有关东方国家的报刊资料(1922年3月1日—1922年12月31日)、苏俄外交部通讯处公报(1922年1月1日—1922年10月31日)、外交人民委员会远东处搜集的外国媒体报道汇编(1922年9月29日—1922年12月31日)、远东共和国外交部通讯处公报(1922年3月1日—1922年10月3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公报(1922年1月1日—1922年3月31日)、发给维经斯基的外国报刊材料汇编第11和12期(1922年12月15日—1922年12月22日)、《远东之声》杂志(1922年1月1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远东处收集的外国报刊信息汇编(4卷，1927年2月21日—1927年11月24日)、苏联驻日本全权代表处新闻处公报(1927年9月1日—1928年6月10日)，等等。借助这些史料可以厘清苏联和共产国际是从哪些渠道搜集了哪些与中国有关的信息，有助于理解苏联及共产国际在这一时期的对华政策。(2)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相关材料(1922年1月21日—1922年2月28日)，⑥其中包括中俄文速记的会议记录、中国代表团名单、各国代表的委任状和履历表、大会宣言及决议草案，等等。尤为可贵的是在卷181a中，收录了中国代表团成员王振翼、宣中华、邓恩铭、夏曦、黄碧魂等人的多张照片，场景包括会场情况、代表团成员在主席台发言以及会后活动等，为丰富学界对此次会议及中国代表团成员的认知提供了生动的资料。(3)中共六大会议资料(1928年)，⑦包括瞿秋白在大会上的书面报告，30余次例会的会议记录，政治、组织和军事委员会会议速记和备忘录等材料，大会政治决议、工会运动以及大会有关农业问题、农民问题、党的组织任务、组建苏维埃政府等决议的草案及最终定稿等重要文件。(4)中共地方党组织与中共中央的往来通信(1930年—1931年)，⑧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发给长江局的指令(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前线军事委员会发给中共中央的总结报告(1930年10月—1930年11月)，中共中央发给各基层党组织的通报(1930年1月—1930年12月)，中共中央发给满洲、山东、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福建、云南、广东等地方党委的指令以及各地方党委呈送中央的报告(1930年—1931年)，等等。由于革命战争时期缺乏良好的档案文献保存条件，党的许多档案文献未能留存下来，而俄罗斯档案馆收藏的这部分档案恰好可以填补相关研究资料的空缺，推动中共党史党建问题的研究。(5)有关中国文字拉丁化的材料(1931年—1936年)，⑨其中收录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召开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相关材料，以及《联共(布)远东边区报》《工人之路》等报刊数份，从中可以一窥吴玉章等人旅居苏联期间进行中国文字拉丁化改革的探索历程。(6)有关七七事变前中国共产党抗日问题的资料(1936年3月—1937年6月)，⑩其中包括有关西安事变的档案文献(有毛泽东亲笔签名的致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的书信)，中共北方局关于对日作战的指令(包括组织问题的决议、指令以及满洲地方党组织的材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材料(毛泽东访谈录、政府告人民书、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等)，中国红军以及东北、西北地区抗日武装的材料，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