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就中国的抗日战争而言，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抗战形象的认知，取决于西方尤其是英美学界的中国抗战史研究。全面检视八十多年来西方学界中国抗战史研究的历程、内容和立场，系统把握西方话语下中国抗战史研究的理论探索和嬗变过程，对照分析中国学界的借鉴、回应和发展，有助于我们深化中国抗战史研究，“自塑”中国抗战的世界形象。 一、西方话语下的中国抗战史研究检视 西方学界对中国抗战的关注始于抗战爆发之后，大致经历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观察和记录、四五十年代的起步、六七十年代的推进、八九十年代的迅猛发展和21世纪的式微这样一个过程，呈现出一个不规则的抛物线状。 (一)前线观察与中国抗战的形象建构 抗战期间，西方国家一些来华记者、传教士、军官和科学家，基于对中国抗战的切身经历和战时中国的近距离观察，发表了大量关于战时中国的战地报道、著作和回忆录，建构了中国的抗战形象。 他们建构起来的中国抗战形象主要有三种：一是揭示日军的残酷暴行和展现中国的受害者形象。美籍记者勃鲁司(G.C.Bruce)的《上海不宣之战》用600多幅图片揭露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残暴罪行①；在南京的十余位西方传教士如实记录了日军“魔鬼般”的暴行及造成的“恐怖”和“震撼”②。贝特兰(James Bertram)的《在战争的阴影下》、田伯烈(H.J.Timperley)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也属于这一类，此外，《密勒氏评论报》《大美晚报》也刊发了大量报道。二是展示中国抗战的正义性和英勇惨烈。澳大利亚记者范马尔(Rhodes Farmer)的《上海收获：三年抗战日记》描述了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在上海的英勇抵抗③。英国记者弗雷达·阿特丽(Freda Utley)的《扬子前线》、美国记者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的《中国的战歌》、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的《中国为世界而战》④、罗宾·海德(Robin Hyde)的《龙之徽章》⑤也都有类似描述。三是盛赞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带来的新气象。英国驻华大使薛穆(Horace Seymour)认为“延安政府是将来取代国民政府的唯一政府”⑥；燕京大学教授林迈可(Michael Lindsay)盛赞“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军事行动都极合乎民心”⑦。另外，贝特兰的《华北前线》、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红星照耀中国》、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的《人类的五分之一》、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 Forma)的《北行漫记》、冈瑟·斯坦(Gunther Stein)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等耳熟能详的著作都是这一类的代表。 这些观察者身处战时中国，更有些人身处抗战一线，他们近距离、及时、客观、全方位揭示了日本侵华的残酷暴行，呈现了中国军民抗战的英勇悲壮，对宣扬中国抗战具有重要意义。他们描绘了中共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敌后根据地带来的抗战新气象、新力量和中国的新希望，也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他们持论相对公允，为推动西方学界的中国抗战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四五十年代，随着珍珠港事件爆发，西方学界对中国的关注度大大提高。这一时期西方的中国抗战史研究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对于战争性质、战况的讨论和介绍，多从战争本身、日军战略等角度展开，代表论著有琼斯(F.C.Jones)的《日本东亚新秩序的兴衰(1937-1945)》⑧、柯尔比(S.Woodburn Kirby)的5卷本《抗日战争》⑨等。第二类是关于战时中国的记录，包括对战时中国社会、中外关系的记载，多基于亲身经历而形成，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代表论著有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的《中国采访战》⑩、高尔德(Randall Gould)的《引人注目的中国》(11)等。第三类是关于中国革命和战时中共、中国革命领导人的记录和研究，代表性作品有费子智(C.P.Fitzgerald)的《中国革命》(12)、林迈可的《中国共产党教育问题笔记》(13)、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的《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14)等。总体而言，这一时期西方学界对中国抗战史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成果相对较少，且资料价值大于学术价值。 (二)宏大叙事下归纳研究的推进 进入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西方国家“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主要是出于‘冷战’和‘了解自己敌人’的动机”(15)，“怀着‘刺探敌情’的心态”，开展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目的是对最新情报进行分析和为决策服务，而不是开展长期的学术研究”(16)。他们重视探讨中共的成功之道和美国道路在中国的失败。由于当时获取中国信息的渠道不畅，他们的研究多属宏大叙事的归纳研究。 战时中共的壮大及其成功之道是西方学界关注的焦点。美国伯克利大学约翰逊(Chalmers Ashby Johnson)的著作《农民的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政权》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成功之道，认为中共之所以能够在国内获得民心最终夺取政权，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共领导了抗日战争，对广大农民进行了战时动员(17)。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詹姆斯·哈里森(James P.Harrison)的著作《共产党人和中国农民起义》旨在“解构”中共建立起来的对农民起义的解释，认为农民起义在中国史学上的作用类似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西方工人运动，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先驱者(18)。美国布兰戴斯大学拉尔夫·撒克斯顿(Ralph Thaxton)的《革命中的佃农：传统道德的韧性》采用实证的方法探讨佃农参加华北地区的农村革命程度深入的根源，提供了一个关于中国农民革命的全新理论解释(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