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升企业创新国际影响力，是加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稳固实体经济根基的本质要求。在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纵深推进的时代背景下，技术更新迭代速度加快、技术系统复杂性提升、产品生命周期缩短，企业仅依赖内部资源开展创新活动往往面临路径依赖与知识同质化掣肘，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及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开放式创新逐渐成为企业创新的主导模式(李雪松等，2022)。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随着算法和算力等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数据规模、实时性、数据深度和广度等都得到极大提升，这为企业借助海量碎片化数据资源揭示已有知识间的复杂关联，实现知识重组与技术突破提供了新的契机(江小涓等，2024；马涛和刘秉源，2024)。《全球数字治理白皮书(2023)》显示，2022年全球数据跨境流动规模达99.7万Gbps，近三年平均规模的增速超过30％。截至2024年，中国跨境电商服务网络已覆盖220多个国家和地区。跨境电商企业通过电商平台与全球众多国家的消费者和企业交易，积累了不同国家和市场的海量数据。与一般的数据要素相比，兼具规模性与多元性特征①的跨境数据如何助力企业突破路径依赖，提高创新竞争优势，还需要更多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此外，由于跨境数据往往具有规模大、敏感性高和出境频繁等特征，容易引发数据安全问题，威胁个人隐私与国家安全，跨境数据流动也成为全球治理的新领域。在此背景下，深入剖析跨境数据流动影响企业创新的内在机制，并系统考察跨境数据能否以及在何种条件下会对本国企业创新活动产生影响，对于完善跨境数据流动规则、构建高水平开放型创新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跨境数据流动通常指“数据从一法域被转移至另一法域的行为”或“跨境对存储在计算机中的机器可读数据进行处理”。②在全球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语境下，相关规则与协议主要关注企业内部运营数据、消费者个人信息，以及研发和技术数据等的跨国传输与访问。这类数据的流动对布局海外业务企业的生产运营产生了深远影响，③使跨境数据逐渐成为驱动全球数字贸易、支撑全球价值链高效协同以及连接不同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的关键资源(王永进等，2024)，其重要性已广受学界关注。在理论方面，现有研究主要讨论了跨境数据流动对宏观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影响，例如，王永进等(2024)和Chang et al.(2023)发现在数据规模报酬较高时，放宽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可以显著提升本国福利。围绕企业创新的外部驱动因素，既有文献尚未充分关注跨境数据流动的影响，大多聚焦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毛其淋和方森辉，2020；诸竹君等，2020)和国际贸易的学习效应(刘灿雷等，2024)等。实际上，相较于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贸易等学习国外已有技术，跨境数据流动可以为企业开展自主创新活动提供多元化的原始数据并产生数据交互的创新效应。国家间的制度差异、文化差异使跨境数据蕴含丰富的潜在知识与独特洞察，为企业深入挖掘数据并获取创新竞争优势提供了新源泉，有助于企业摆脱对国外技术的路径依赖，实现技术赶超与引领。因此，跨境数据可能以不同于传统国际经济活动的方式赋能企业创新。 创新活动的核心制约因素之一是其高度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源于市场需求和技术发展的多重风险。市场需求信息的匮乏或动态波动导致市场定位偏差与产品接受度低下，增加产品开发失败的市场风险(孙薇和叶初升，2023)；技术迭代的加速及其发展趋势的不可预测性加剧了研发路径选择的难度和复杂性(Wuyts & Dutta，2014)。为有效应对上述不确定性，企业亟须获取并整合多元、及时且覆盖广泛的外部信息和知识(李雪松等，2022)。跨境数据流动凭借其数据来源的全球性与多元异质性特征(马涛和刘秉源，2024)，为企业突破传统创新边界、获取多元化外部知识提供了独特通道。其涵盖不同国家的技术范式、市场需求偏好以及隐性知识，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为企业更有效识别创新机会、促进跨域知识重组提供了可能。例如，辉瑞在疫苗研发中面临技术不成熟的挑战，其通过跨境数据流动整合全球临床试验数据，加速mRNA疫苗的研发和安全性验证。然而，跨境数据的多元异质特征在带来潜在创新收益的同时，也显著增加了企业成本。多元数据的高复杂性、跨国合规要求以及数据整合的技术难度，推高了数据传输与处理的资源投入(黄远浙等，2021)，可能占用企业的有限资源，挤出企业的研发投入。因此，跨境数据流动须具备相应条件，才能有效驱动企业创新。进一步地，作为连接全球多元异质性知识的新型载体，跨境数据对企业创新的赋能作用不仅体现在创新数量的增加，更可能提升创新质量和企业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地位。因此，在收益与成本的权衡下，深入探究跨境数据流动如何凭借规模性与多元性的特征影响企业创新活动，并影响创新质量和企业的全球创新网络地位，是数字经济时代亟须回应的重要议题。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数据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跨境数据流动的战略布局涉及国家间政治协调、全球产业链重构以及国际经贸规则博弈(王永进等，2024)。当前全球跨境数据治理体系仍不完善，各国在数据主权、隐私保护与安全规则上的碎片化显著抬升了企业获取与利用跨境数据的制度成本与合规风险。构建协调的双边和多边数据流动规则成为突破制度壁垒、提升数据配置效率的关键制度安排(史丹等，2023)。尽管围绕跨境数据流动的制度正在不断优化，但企业在实践中呈现明显的获益差异，这一现象在现有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解释。一方面，跨境数据作为新型知识载体，其创新价值的释放依赖于企业的数据吸收能力、内部数字资源禀赋及数据要素的规模与协同效应(郭凯明等，2024)。另一方面，不同行业对跨境数据的依赖程度存在结构性差异，且跨境数据在带来创新机遇的同时，也伴随安全审查、合规约束与治理风险(史丹等，2023)。因此，探讨跨境数据流动对企业创新的异质性影响，系统剖析其创新效应的差异化实现路径与条件，对于完善跨境数据治理体系、释放跨境数据乘数效应并构建差异化的支持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