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构建数字化产业经济体系为目标，旨在通过数字技术打通组织内部不同部门和组织间的信息壁垒(黄丽华等，2021)，从而实现跨部门、跨组织的业务协同优化与资源集约配置，推动产业链各环节的深度融合与价值创造(梁丽萍等，2025)。为此，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基础，已成为国家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关键支撑点。 从信息论的角度出发，数字化转型延续了信息化和互联网化的功能，主要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推动多方主体间高效协同来创造价值(谭志东等，2022)。数字技术打破了部门间的信息壁垒，弥合了组织之间的信息鸿沟，将组织透明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入，原本隐匿在组织中的透明度悖论逐渐显现：一方面，追求透明化有助于组织借助数字技术高效生成、传递并共享信息与数据，从而增强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协作(Street and Meister，2004；Che et al.，2023)。然而，过度透明可能增加敏感信息的泄露风险，同时海量数据的生成与流通也带来了过度监管(Heimstädt，2017)、信息安全隐患，阻碍企业运营(Contractor，2019)。例如，亚马逊子公司Zappos使用数字工具实现全员透明管理，结果导致14％的员工离职。又如美国Target公司因供应商网络系统遭黑客攻击而丢失用户数据，导致近3亿美元的损失。另一方面，追求保密有助于保护敏感信息，降低数据泄露与减少认知负荷，从而确保运营的稳定性与安全性(Bos et al.，2015)。但是，在数字化时代下，完全不透明意味着组织难以有效利用数字技术进行信息共享与协作，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丧失核心竞争优势。由此可见，数字化转型中透明与保密之间的矛盾张力源于数字技术在组织业务流程与资源配置中的深度嵌入，是数字化情境下多主体协同实现价值过程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而非随数字化转型成功而自然消解的过渡性问题。如何有效平衡透明与保密之间的张力，是企业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释放转型效能的关键问题。 尽管学术界已经认识到此类相互矛盾又相互依赖的“悖论式困境”会制约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进和效能释放(Gregory et al.，2015；刘洋等，2025)，但是鲜有研究探索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透明度悖论表现及其应对机理。目前文献大多基于组织和利益相关者的二元关系来探讨组织透明-保密的矛盾张力(陈建安等，2019)，更多聚焦供应链合作、技术创新联盟等外部协同场景，认为其是由组织战略决策选择所引发的必然权衡(Contractor，2019；Searcy et al.，2022)。然而，数字技术应用重构了组织的业务流程、合作网络、沟通协作方式等，不仅强化了组织与外部主体的互动与连接(Hautz，2017)，还通过信息化系统、即时沟通工具等提升了内部员工、团队和部门之间的信息交互(Street and Meister，2004)，使得透明度悖论不仅在跨组织协同中进一步强化，同时显现于组织内部的跨部门协同之中。并且，由于跨部门协同和跨组织协同受到不同利益关系驱动，其协同目标和信息诉求各异，因而呈现出复杂的多层次表征。但现有文献局限于探讨传统情境下跨组织协同中透明与保密之间的单一层次矛盾张力，忽视了数字化情境下透明度悖论多层次表征的形成。此外，对于透明度悖论响应而言，已有研究探索了情境化的“非此即彼”策略来实现“最优透明”，但此类策略只能在短期内缓解悖论带来的负面影响，难以响应数字化情境下透明与保密矛盾张力长期存续的结构性挑战。相较于传统管理情境，数字化时代下信息边界具有高度的流动性与可塑性，透明与保密之间不再拥有绝对静态的边界之分，而是通过持续的调整与重构得以动态共存，但目前研究对于如何在透明与保密之间实现平衡的“兼而有之”策略探讨不足。因此，有必要从数字化情境出发，揭示数字技术应用对于透明度悖论多层次表征的影响机制，并据此构建适配不同层次的透明度悖论响应策略，从而为企业在数字化情境下动态信息边界的优化和管理提供理论指导。 基于此，本文聚焦企业数字化转型中透明度悖论及其应对机理这一关键性问题，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选取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新宝)为研究对象。基于“悖论表现-悖论响应-应对效果”的分析思路，剖析企业数字化转型中数字技术应用引发透明度悖论的多层次表征，并归纳出数字化转型企业在应对不同层次的悖论张力时采取的差异化悖论响应策略及其带来的增益效果，从而提炼出企业数字化转型中透明度悖论及其应对机理模型。一方面，聚焦透明度悖论这一矛盾张力，拓展了数字化情境下透明度悖论的形成机制、表现和应对策略；另一方面，从信息维度出发，丰富了当前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悖论式困境研究，对于当下企业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释放数字化转型效能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二、文献综述 1.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悖论式困境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应用数字技术或数字技术组合，实现对组织战略、结构和产品服务等方面的根本性变革(Vial，2019)，大量研究从不同层面和视角出发对这一现象展开探索。早期研究聚焦数字技术应用如何引发组织内部颠覆性变革，关注流程管理(戚聿东和肖旭，2020)、治理结构(纪安琪等，2025)、价值创造方式(Broekhuizen et al.，2021)等。在此基础上，学者们试图总结出不同类型、不同情境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功模式，诸如传统企业依附式升级(陈威如和王节祥，2021)、制造企业适应性变革(肖静华等，2024)、中小企业自主转型(池宇等，2025)等，试图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模式和路径提供理论指导和经验借鉴。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入应用，学者们发现企业在推进数字化转型时，不仅需要提升自身的技术能力，还必须应对数字技术应用所带来的多重阻力，包括不同利益相关者对数字化转型实践的认知冲突(Hoblos et al.，2024)和不同部门转型目标冲突等(刘意等，2023)。这些阻力不仅延缓了数字化转型的推进速度，还可能削弱转型带来的潜在效能。 现有文献多从悖论理论出发来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所面临的阻力，并将悖论式困境视为制约转型推进与效能释放的关键因素。悖论理论认为，组织由众多矛盾又相互依赖的要素构成，当组织处于多元化、变革或者资源匮乏情境时，容易触发一些潜在的矛盾或者冲突(Smith and Lewis，2011)。而数字技术应用带来的变革情境引发了组织内部潜在矛盾要素之间的冲突，导致其处于一种无法准确预测的“迷雾”之中，增大了转型的不确定性，使得管理者面临着多重悖论的挑战。常见的有“灵活性与稳定性”和“授权与控制”等悖论式困境。Wimelius et al.(2021)关注到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存在新旧技术共存、计划型与涌现型技术更新并行的情况，这迫使组织在保持既有流程稳定性的同时，也要不断调整和适应新技术应用，从而加剧了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张力。Bouncken and Schmitt(2022)认为，中小型家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容易陷入管理者过度集权控制战略进程，而基层员工数字化探索需要自主授权的困境，阻碍其数字化转型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