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着力培养造就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着力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提高各类人才素质。新时代以来,我国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加强,人才作为第一资源,战略人才力量在企业创新活动中的支撑作用愈发突显[1]。然而,各行业领域的人才队伍建设取得长足进步的背后,战略人才力量的培养使用仍长期处于探索阶段。大量企业仍未了解战略人才力量的群体面貌,对如何培养相关人才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指导。但遗憾的是,现阶段理论界关于战略人才力量的素养结构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尚处起步[2]。已有研究就解构战略人才力量的素养结构做了部分探索性工作[3],但其焦点侧重于描述人才素养要素的形态特征,对于不同类型战略人才力量的素养结构存在何种差异,以及在特定素养结构中各要素呈现何种发展脉络等问题仍有待回答。 已有文献对战略人才力量的定义不尽相同但彼此互通,即在创新能力、科学功底、领导能力、战略眼光等方面具备非凡实力,能结合国家战略对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长远、全局性影响的人才[3,4]。基于对战略人才力量的基本认识,学者就该群体的素养结构展开广泛探讨,包括能力特征、专业素质[5]等外显特征以及角色定位和动机[3,6]等“冰山以下”的内隐特征。这些研究为理解战略人才力量的素养结构提供了有益启示,但仍有局限:一是战略人才力量作为多元群体的集合概念[4],已有研究通常仅剖析单类人才的素养结构,缺少就不同类型人才间差异化的辨析。二是已有研究侧重揭示人才的素养结构,但鲜有研究就这类素养随个体成长的动态过程展开探讨。正如“钱学森之问”认为拔尖人才是“冒”出来的,战略人才力量的素养发展蕴含自然生长的成长规律[7],受个体自身特质及外部环境的综合影响[8,9]。而战略人才力量的各类素养在哪些成长阶段以何种形态涌现、如何演化等问题仍有待解答。 据此,本文以如何更有效培养造就战略人才力量为立意,以人才素养的整体结构及其构成要素为切入点,聚焦探明不同战略人才力量的素养结构及其演化脉络的科学问题。具体而言,基于对34名战略型人才的半结构化访谈,结合胜任特征模型[3,10],明晰战略科学家、卓越工程师两类典型战略人才力量的素养结构;接着,从生涯发展视角[11],刻画战略人才力量素养结构的演化路径。研究结论将有助于探明战略人才力量的素养结构及其时序演化,为不同类型战略人才力量的素养发展提供精准指导。 1 理论基础 1.1 人才素养的核心特征及其研究述评 当前理论界对人才素养的看法大致可总结为三类[12-14]:一是侧重结果,主要关注对企业运营和战略结果有积极影响的个体特征;二是侧重个体的胜任力,主要关注对运营流程、战略方向和组织绩效至关重要的技能和能力;三是侧重职能情境,主要关注人才在特定职能上发挥价值的能力或素质[1]。其中,胜任力和职能情境视角被应用较多且能为探究人才素养提供良好解释。前者强调人才有别于一般劳动力的关键素养[12],而后者则侧重将人才的专业素养与岗位有效对接。本文通过总结既有文献对人才素养的探讨[12,15,16],认为人才素养具有组合性、情境性、动态性三方面核心特征: 一是组合性,该特征延续自人才是特定技能、能力或其他素养要素的集合这一观点[16]。既有文献中,众多学者尝试基于还原论的哲学理念解构人才素养,形成诸如KSAOs理论、胜任特征模型等理论框架[10,21]。但无论何种理论框架,都表明人才素养结构不是对素养要素的简单拼凑,而是由相辅相成的素养要素有机组合形成的结构。从最基础的特质、动机和价值观等底层素养衍生出职业定位、态度信念等自我概念,再进一步指导形成知识、技能等外显素养[10],人才素养具有由里到外、深入浅出的系统构型,其中每种要素都发挥独特的结构功能。 二是情境性,即要求人才素养嵌入特定的职能情境并形成独特价值[10]。既有研究强调知识型员工、技术专家等高技能个体能对企业的战略优势产生重要影响[16],且发现人才的核心价值源自他们的专业能力[12]。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具有高水平技能或能力的人才不一定带来预期价值[17,18],尤其在缺少适合施展才华的环境和配套制度时,往往难以适应组织目标[19]。因此,技能和能力本身不产生高绩效,只有当素养落实到具体岗位才能产生价值[20]。不同职能情境要求个体具备不同的素养结构,并与价值创造的各环节相联系。 三是动态性,即人才素养具备发展迭代的性质。认知发展理论将人才素养的发展过程描述为,个体为适应环境挑战而有组织地推动知识、技能、能力及个体特质的建构和发展[22]。结合生涯发展理论对个体生涯五阶段的解释[11],人才素养是可发展的,可能经历启蒙阶段、教育阶段、职业起步、职业发展、职业涌现等关键时间节点,每个阶段个体受到的环境刺激不同,从而为适应环境形成不同的素养,且早期形成的人格、价值观等素养可能支撑后续素养的发生[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