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国管理会计的发展深深植根于本土情境之中，展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胡玉明，2015)。一方面，其演进路径呈现出实践先于理论的特征。在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尚未建立之前，中国企业便基于经营需求开展了诸多管理会计实践活动。例如，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通过推行班组核算与经济活动分析等制度，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虽未构建起西方标准成本法或作业成本法式的系统化理论框架，但其成本分解机制与责任落实路径已具备现代管理会计的核心思想。另一方面，受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影响，中国管理会计在发展模式上与西方个体化、专业化管理模式截然不同，呈现出政府导向性与企业自主性相结合的特色(潘飞和雷喻捷，2023)。这一特色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冯巧根，2016)。这一体制既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注重政府的宏观调控与战略引导作用。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塑造了中国管理会计的特有实践。 在构建中国自主会计知识体系的战略指引下，管理会计作为现代会计的重要分支，其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不仅是理论创新的必然要求，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途径。2014年10月，财政部《关于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2014年意见》)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管理会计的发展要求，标志着中国自主管理会计知识体系建设的正式启动。在此基础上，2024年12月，财政部进一步出台《关于全面深化管理会计应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2024年意见》)，强调应立足中国特色管理会计实践，加快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这一系列政策表明，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指引下，中国自主管理会计知识体系的构建，是加快推进中国自主会计知识体系建设的关键组成部分。 在中国自主管理会计知识体系的构建进程中，学术界的理论自觉与积极响应成为不可或缺的力量。刘运国等(2019)强调管理会计知识体系需契合新时代发展特质。这要求管理会计既要融合“班组核算”等传统智慧，也应体现“链群合约”等数字经济时代的新理念。王斌(2024)提出“植入中国元素”路径，孙正聿(2024)则进一步指出，需以理论思维提炼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二者共同为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方法论指引。此外，北京国家会计学院等通过示范案例库建设，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学者们就致力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知识体系，围绕相关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在系统梳理管理会计知识体系的核心范畴、运行机理与创新路径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植根于中国实践的标识性概念。 标识性概念，是指标识着特定知识体系主体性、原创性的概念。它不仅彰显出知识体系的主体性和自主性，也体现了其蕴含的文明价值与世界意义(孙正聿，2024)。具体而言，其主体性要求知识体系必须立足于本国的实践基础与文化背景，彰显本土特色。自主性则体现为学科独立与方法论自觉两个层面，既要避免对西方理论的机械模仿，又要形成独特的解释范式。在价值维度上，其文明价值在于利用传统文化资源以应对现代挑战，实现文明传承与时代创新的统一。而世界意义则要求突破地域限制，以普遍性解释力为全球知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简而言之，标识性概念是在实践自觉、文化自觉与理论自觉的基础上，提炼出的兼具本土特色与全球视野的核心概念，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坚实基础。 若将中国自主管理会计知识体系喻为一串“珍珠项链”，标识性概念便是贯穿始终的“珍珠”(胡玉明，2025)。它们不仅是知识体系的基本构成单元，更从根本上决定了其理论特色与整体价值。首先，概念是学科知识体系的基石(郑永年等，2019)。通过提炼具有共识性的核心概念，学者们可以在共同的话语体系下开展研究，推进理论的专业化、学理化，实现构建自主管理会计知识体系的目标。其次，标识性概念根植于中国实践，其蕴含的原创性思想、时代精神与文明特质，共同塑造了知识体系的中国特色。正是这些概念内在的独特性、超越性，赋予知识体系主体性与自主性的特征(刘同舫，2025)。最后，提炼标识性概念是扭转西强我弱国际话语权的重要一环(刘同舫，2025)。建构概念是西方学术能够取得话语权的重要原因(郑永年等，2019)。想要打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亟需开发和提炼具有代表性的标识性概念，提升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影响力。总之，提炼标识性概念，不仅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更是讲好中国故事(郑永年等，2019)，构建本土话语体系的必由之路。 基于此，本文遵循分析过去、控制现在、规划未来的逻辑(余绪缨，1984)，系统归纳出一系列标识性概念。在分析过去维度，本文提炼出“经济活动分析”这一重要概念；在控制现在维度，梳理了“班组核算”“身股制”“五维考核体系”“链群合约”等概念；在规划未来维度，则聚焦“邯钢经验”“人单合一”“共赢增值表”等概念。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剖析这些概念所蕴含的理论内核与逻辑机理，并创造性地提出政府战略引领、市场驱动的企业实践和文化融合的协同演化机制。最后，本文立足数字经济时代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针对中国管理会计领域的前沿问题提出一些未来研究方向。本文的总体框架如图1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