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时期的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深刻分析抗日战争对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客观要求，深入研究抗日战争条件下党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个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的认识与实践以及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认识的升华，系统阐述抗日战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互成就的内在关联，对于全面把握抗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规律，深入阐释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一、抗日战争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①进行的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侵略行径，中国人民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策略进行抵抗，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各方面力量亟须回答的问题。基于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再到西安事变国内各阶级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进程中发生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旗帜，正式提出并积极推动建立了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推进抗日战争提供了政治前提。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基本原理同抗日战争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一整套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顺利推进奠定了重要基础。 1.中日民族矛盾上升提出了全民族联合抗日的新要求 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以后，伴随“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②，中日民族矛盾超越了国内阶级矛盾而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一切阶级和政治力量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一致要求抗日，出现了以“一二·九”运动为代表的全国性抗日救亡高潮；民族资产阶级改变政治态度，发生了从附和反革命到提出抗日、要求民主的转向；国民党内部开始发生分化，涌现出马占山、蔡廷锴、冯玉祥等抗日人物。这些情况的出现，使中国共产党有了利用反革命阵营内部矛盾的可能。毛泽东指出：“把这个阶级关系问题总起来说，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③这就要求党必须调整土地革命战争以来的统一战线政策策略，建立与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相适应的新的统一战线。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就举起抗日旗帜，发表多次宣言和决议，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提出“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④，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武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933年1月，党在日本侵略者向察哈尔和长城各口进犯时，又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提出愿意在“(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⑤等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联合抗日。但从当时的现实来看，蒋介石集团顽固地坚持“剿共”立场，加上中共中央深受“左”倾教条主义影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不具备实现的条件。尽管如此，党中央派遣周保中、赵一曼等党员干部到东北，加强党组织力量，同多支义勇军建立统一战线并积极开展团结教育工作，逐步将独立、分散的抗日武装改造为党直接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东北主要抗日武装力量。中国人民在白山黑水间的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2.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5年1月，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和组织的问题，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会议期间，毛泽东在遵义全县民众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共产党愿意联合国内各界人民、各方军队一致抗日”⑥，而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即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方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着重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利用地主买办营垒内部矛盾的可能性，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把中间势力看作最危险的敌人的“左”倾关门主义，强调“所有这些都指明，革命的阵势，是由局部性转变到全国性，由不平衡状态逐渐地转变到某种平衡状态”，“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⑦，进而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为促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重要基础。 与中国共产党积极顺应已经到来的抗日救亡新高潮相反，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却置日本不断深入侵略于不顾，仍然凭借国家政权力量，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不但对日本的侵略一再妥协退让，还加紧对红军主力部队的“围剿”；不但在抗日准备上进展缓慢，还坚持镇压各地抗日民主运动。西安事变说明，蒋介石推行的反动误国政策，既为中国共产党及大多数人民所反对，也为国民党内部爱国力量所反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⑧，大大加快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