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深刻重塑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根本性的社会变迁，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产生了“加速主义”革命的深远影响①。与此同时，腐败分子也利用金融工具、数字网络和跨国交易来掩盖其非法行为，腐败行为日趋“隐蔽化”、“技术化”。面对手段方式不断翻新升级的腐败现象和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传统的监督模式常常陷入“力不能及”的困境。习近平指出：“监督是治理的内在要素，在管党治党、治国理政中居于重要地位。”②在数字化快速发展的时代，将科技手段引入权力监督和反腐败工作已成为普遍共识，“打击腐败等犯罪正在变成一场技术军备竞赛”③。作为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的专责机关，纪检监察机关持续推动自身数字化建设，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三次、四次全会都对构建数字纪检监察体系作出了系列部署。然而，在理论层面仍存在着一个亟待探讨的核心议题：数字纪检监察体系究竟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深入剖析，不仅有助于把握数字纪检监察体系的发展规律和内在逻辑，更能为纪检监察机关提供清晰的行动指南，减少数字纪检监察系统的低水平建设。 (一)文献回顾 数字纪检监察体系是数字监督理念在我国纪检监察领域的生动体现。围绕数字技术与腐败、权力监督的关系等相关主题，国内外已形成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涉及的主题有“电子政务与腐败”、“大数据监督”、“数字监督”、“大数据反腐”、“智能监督”等。早在2007年，国外就有学者探讨数字技术对腐败的影响④。国外学者认为，政府使用数字技术，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人为干预、压缩官员自由裁量权、提高透明度和问责、减少腐败机会、促进公民参与，进而遏制腐败⑤。近些年，也有学者基于上百个国家面板数据的分析认为，电子政务对腐败控制的影响较弱，对反腐败的重要性不如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⑥。此外，国外学者还探讨了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反腐败方面的积极作用⑦。 2013年以来，我国的相关研究与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兴起同步发展，国内学者主要基于“制度—技术”、“技术嵌入”、“技术—组织”等分析框架，讨论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与制度、组织的互动协同如何推动权力监督⑧。在具体场景方面，学者探讨了大数据等技术在公职人员财产监控、领导干部廉政监督等诸多议题中的应用⑨。随着各地大数据监督的实践创新，学者开始结合地方具体案例，分析大数据赋能权力监督的内在机制、实践模式⑩。近年来，受智慧警务、智慧司法等观念影响，部分地方探索建设智慧纪检监察平台(11)，也有学者开始关注“智慧纪检监察”的相关理论问题(12)。然而，数字纪检监察体系作为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报告首次正式提出的概念，实务界和理论界对其认识尚不充分，相关理论研究也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在研究广度还是在研究深度上均难以满足构建数字纪检监察体系的重大战略需求。2024年初，肖云祥结合实务工作从实践探索、内在机理、路径措施三方面较全面地介绍了纪检监察系统应用数字技术的概况(13)。山西省纪检监察协会、山西大学在数字纪检监察体系框架下，具体讨论了纪检监察监督技术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14)。数字纪检监察体系的理论研究主要涉及数字纪检监察的理论基础、现状与构建路径。其中，关于数字纪检监察体系的内涵主要存在两种视角：一是从技术与业务融合角度，将其定义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纪检监察工作各要素、各环节的深度运用与融合，突出数据驱动和制度机制的适应性建设(15)；二是从构成要素视角，强调数字纪检监察体系是融贯一系列制度和程序的实践新样态，包括组织与技术等要素(16)。 (二)研究评述与待解决问题 从整体上看，既有研究主要聚焦数字技术如何减少腐败、赋能权力监督等相关问题，这为开展数字时代的权力监督工作作出了知识铺垫，对理解数字纪检监察体系亦有助益。但是，数字纪检监察体系的内涵终究不等同于大数据监督、数字监督、智慧纪检监察，对于后几个主题的研究无法为前者提供充分且适当的理论支撑。具体而言，现有研究存在下述三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在研究对象上，缺乏对数字纪检监察体系概念的统一认识。数字纪检监察体系究竟是什么，具有何种特征，与大数据监督、智慧纪检监察等概念之间存在何种关联，尚待进一步研究。现有定义的可商榷和待完善之处在于：一方面，多数学者未能细致区分“数字纪检监察”与“数字纪检监察体系”，未把“体系”作为独立的分析对象；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几乎仅聚焦监督业务，视其为一种“新型监督体系”(17)，未充分反映中央纪委全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数字纪检监察体系建设规划(2023—2027年)》的精神和要求。关键概念分歧容易导致概念误用问题，削弱理论对实践的指引作用，应予重视。唯有明确数字纪检监察体系的理论要义，澄清认知误区，方能及时防范或纠正纪检监察数字化实践中出现的名实不副、方向偏离问题。 第二，在研究视角上，缺乏历史分析与技术治理理论相融合的视角。数字纪检监察体系这一概念并非凭空产生，实则长期实践探索的产物。虽然有学者研究考察了数字纪检监察的发展历史(18)，但因缺乏理论视角支撑，未能深刻揭示出实践背后所蕴含的演进逻辑。数字纪检监察体系本质上是技术治理理念的具体应用。将纪检监察数字化建设的实践考察置于技术治理的视角之下，不仅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数字纪检监察体系的内涵特征，也能为预测其未来发展方向和着力重点提供理论依据。 第三，在研究内容上，缺乏对数字纪检监察体系未来图景的前瞻性刻画。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对现有实践现状的模式概括或问题分析。然而，在新兴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下，结合前沿数字技术和纪检监察工作特点，从理论上对数字纪检监察体系的未来场景开展一些前瞻性研究，或许对纪检监察机关而言更具政策启示价值。此种预测性研究绝非随意为之，而是建立在充分的理论依据之上，为构建数字纪检监察体系提供方向性的路径参考，帮助决策者优化资源配置、调整工作重心，避免陷入盲目投入、低能低效的局面。 事实上，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研究内容三者紧密相连、彼此支撑，共同构成了对研究问题的立体化回答。有鉴于此，本文将在探究数字纪检监察体系理论要义的基础上，从技术治理维度系统梳理和回顾数字纪检监察体系的演进脉络，并预测其未来发展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