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综述及研究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深入扩展区域化党建。”[1]在新时代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总体格局下，基层党建体系日益严密，党的虚化、弱化、边缘化等“三化”问题得到根本性改善。然而，基层党建体系的发展不仅体现为党组织对社会空间的广泛覆盖，更体现为通过制度机制创新形成紧密联系的治理共同体，进而推动社会经济领域的高水平治理和高质量发展。党建联盟代表了基层党建体系从固有边界走向高效协同的新型组织形态，对于提高社会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党建联盟是指基层党组织之间通过结对联建、立约订约进而建立伙伴关系的一种制度化合作机制。近年来，党建联盟在诸多地区广泛建立，具体名称不尽相同，例如上海滨江“党建跨区域联盟”、上海普陀“产业集群党建联盟”、浙江永康“公益先锋”党建联盟、山东临沐“机关党建联盟”。一些地方高度重视党建联盟作用的发挥，《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提出“以全面推进全域党建联盟为牵引……探索党建统领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机制和路径。”吉林省委办公厅在《关于进一步夯实社会治理基础提升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的若干意见》中强调“加强城市‘党建联盟’等联建共建载体机制建设”。从形成路径上看，党建联盟是地方出于现实治理需求而自主探索的产物，具有强大内生活力。 党建联盟属于党的组织体系的模式创新。立足党组织联建共建，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三种视角：一是党建联建的主题内容。传统联建主要聚焦于党内政治生活领域，包括共同举办主题党日、学习教育、队伍建设、党务管理等方面，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提高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2][3]近年来，在国企、社会组织、基层社区等领域，党建联建内容不仅包括党务也包括业务。[4][5]二是党建联建的制度机制。实践中形成了多种促进跨地域、跨部门、跨层级党组织合作的制度创新，相关研究分析了包括联合党委、联村党委、跨村联建、任务型党组织、机关党组织对接基层党组织等创新性机制。[6][7]一些地方也深入推进区域化党建，形成了“毗邻党建”的工作体系。[8]三是党建联建的功能效果。相关研究认为共同联建有利于解决传统党组织的区域限制、层级堡垒、行业藩篱、部门壁垒、条块分割、空间覆盖不足等问题，推动各级党组织纵向联通，构建起资源共享、多元共治的基层党建大格局。[9][10] 总体来看，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呈现党建联建的方式、过程及效果。然而，较少有研究从整体角度针对“党建联盟”这种独特的组织模式予以系统性分析。作为基层党建的新兴模式，党建联盟不仅制度化了基层党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还发挥出丰富的治理功能，其重要作用在于搭建起凝聚各方合力的协同治理模式，通过共治共建共享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基于此，本文试图系统考察党建联盟产生的制度环境、组织特征及协同治理逻辑，并结合实践分析其多元类型和效能，进而丰富对新时代党的组织体系创新发展的理解。 二、塑造组织合力：党建联盟形成的制度环境及组织特征 基层党组织之所以能够成为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不仅得益于列宁主义政党的政治先进性和严格纪律性，也在于党的组织体系具有开放性与灵活性，根据实际情况变化不断创新组织设置方式，服务于中心任务。随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成为远景目标，基层党组织在社会经济领域所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党建联盟正是在加强党的领导以及实现高水平治理的任务需求中产生的，其核心功能指向在于塑造“组织合力”，联结不同党组织进而产生集体行动。党建联盟的出现，是制度环境变革的产物，为党组织从分散走向协同提供了重要载体。 (一)党建联盟形成的多重制度条件 党建联盟的成立与新时代以来党的组织体系不断严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格局的确立紧密相关。从制度背景上看，基层党组织的权责扩展以及全覆盖的组织网络，构成了党建联盟形成的两大基本条件。一方面，基层党组织职责任务不断丰富，承担了大量社会经济领域的治理任务，成为党建联盟成立的内生动力。进入新时代，党的基层组织不仅需要加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还需要和本领域本单位工作紧密结合，以党建推动中心工作。职责目标的扩展在党内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中都有明显体现。2018年出台的《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第十条规定：“不同领域党支部结合实际，分别承担各自不同的重点任务。”[11]2023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强调：“把组织力量、组织优势有效转化为发展动力、发展优势，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凝聚起磅礴力量。”[12]农村、社区、国企等领域党的基层组织，承担了乡村建设、民生服务、社会治理、经济发展等丰富职能，对于推动现代化各项事业的发展具有主体责任。比如，党的二十大党章修正案规定：“街道、乡、镇党的基层委员会和村、社区党组织，统一领导本地区基层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加强基层社会治理。”[13]《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条例》赋予了乡镇党委更多职责，包括“讨论和决定本乡镇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以及乡村振兴中的重大问题”[14]。由此可见，新时代的基层党组织呈现出扩权增责的特征，大量与治理发展相关的任务纳入党建工作的目标责任制，强调党建与中心工作并非分离而是相互融合。在这种背景下，基层党组织为了实现复杂治理任务，就需要对外扩展关系网络寻求资源支持，从而为彼此合作提供共通性的问题意识和丰富的行动空间，构成了党建联盟产生的内在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