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最新公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027.1万名[1]。从执政党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的角度看,在由诸多趋利实践的生活主体、不同互动规范和复杂治理情境所构成的社区系统中,党对基层社会的整合要求变得更加迫切。作为党连接社会的重要组织资源,如何把庞大的在职党员通过合适的工作机制有效嵌入社区治理系统,既是一个强化党员服务意识、密切党群关系的政治问题,又是一个整合基层资源、赋能基层治理的现实工作问题。自从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探索建立党员在居住地发挥作用机制”[2]以来,北京、上海、浙江、福建等地的组织部门探索并形成的在职党员社区报到的形式非常丰富,包括校社联动共建、理论宣讲进社区、健康服务进社区等。截至2023年,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的机制已在全国多地形成标准化的实践模式。不过,尽管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机制已普及,在高流动性的社会现实中,其参与效能因党组织关系与居住空间的耦合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异。根据工作单位党组织与居住地的空间隶属关系,在职党员的参与模式可划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是党组织关系隶属于居住地街道的在职党员。此类党员与社区具有天然的强地缘属性与组织连续性。其参与模式依托于居住地的空间便利性与社区“半熟人社会”网络所产生的心理认同感,能较为顺畅地与街道社区党组织建立紧密联系,实现治理资源的下沉与服务的有效供给,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组织—空间—人际”的协同效应。第二类是党组织关系不隶属于居住地街道的在职党员。这类在职党员是本研究聚焦的对象,其参与实践面临更为复杂的结构性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一是制度性联结缺位导致8小时之外的组织悬浮。由于党组织关系隶属于单位而非街道,其管理、考核与激励体系完全独立于居住地治理系统。社区党组织看得见、管不着,对其缺乏有效的组织手段进行动员与管理;而单位党组织则因物理和职能分离而鞭长莫及。其结果是该类党员在社区治理场域中权责模糊、身份虚化,处于一种制度性嵌入不足的悬浮状态。二是物理空间的参与阻隔。职住分离不仅意味着物理通勤距离的拉长,在社区的有限时间导致其难以构建信任与认同的社会基础,也使在职党员的技能、知识等资源下沉渠道不畅,其服务提供与治理参与往往表现为临时性、项目化,难以深度融入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之中。从党员的教育管理和加强基层治理的角度,这引发了本文的研究问题:在职党员参与社区治理的困境是如何形成的,其根源何在,并进一步探索在党建引领框架下如何构建整体性、协同性的破解路径。 二、文献综述 (一)概念界定 根据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推动在职党员参与基层社区治理的相关政策精神(见表1),本研究所界定的“在职党员”,是指正式登记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其他各类组织的党员名册内,且目前正处于任职状态的中共党员。该群体普遍呈现年轻化、职业与居住地跨区域分布、社会资源丰富、职业背景多元等特征。他们参与社区治理是借助其多重身份和所具备的社会资源禀赋,积极融入社区空间并参与社区治理实践的能动过程。

(二)文献综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8]4这一重要论断揭示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在职党员作为兼具单位与社区双重身份的特殊群体,被理论界和实践界普遍视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要能动力量,是连接组织体系与社会领域的重要中介。现有研究围绕其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实践与制度环境等展开探讨,也揭示出诸多深层次矛盾。 从应然层面看,在职党员参与社区治理被寄予较高的期望。相关研究认为,通过合理的区域化党建和网格化嵌入机制[9],在职党员能够有效发挥政策宣传、资源协调、服务引领等功能。例如,在“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制度的推行过程中,在职党员被视为增强社区自我治理能力、推动治理重心下移的重要依托,可通过党员志愿者身份[10]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实现组织下沉与服务下沉的有机结合。这一逻辑背后,是对单位党建与社区党建的有机衔接、政治资源与社会治理需求有效匹配的良好愿景。 从实然层面看,参与实践与理论构想之间呈现出显著的张力。尽管政策设计具有清晰的功能预期,在职党员参与社区治理仍普遍面临悬浮化和形式化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个体层面存在角色认知与能动性不足的问题。多项实证研究表明,真正主动、持续参与社区服务的在职党员比例偏低。部分党员将社区服务视为行政任务或组织约束下的被动行为,而非基于党性自觉或社区认同的主动实践。尤其是一些在单位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回到社区后无法实现从管理者到服务者、共建者的角色转换,难以放下身价[11],处于象征性报到或“半休眠”状态[12]。更有研究指出,少数在职党员甚至刻意隐匿党员身份、规避社区责任,出现不遵守社区公约等行为[13],反映出党性意识与社区角色认同的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