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干部激励：问题提出与研究回顾 “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①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与广大干部改革创新、干事创业、担当奉献是密不可分的。当前，我国正处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国际环境严峻复杂，国内矛盾和问题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这个克难攻坚、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迫切需要锻造一批“锐意进取、奋发有为、关键时顶得住的干部”②。习近平同志强调：“干部干部，干是当头的，既要想干愿干积极干，又要能干会干善于干，其中积极性又是首要的。”③调动并保持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需要构建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当前，随着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干部队伍的精神状态整体是积极向上的，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精神懈怠、心理懈怠，庸政懒政怠政、改革勇气锐气弱化”④等现象。为了充分调动和激发干部队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18年专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提出“三个区分开来”，切实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多次强调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二十届四中全会更是将“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激发干部队伍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写入“十五五”规划建议。因此，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有效激励广大干部开拓进取、积极作为已成为一项事关我们事业成败的重要课题。 在此背景之下，学界围绕激励困境破解之策展开相关研究，大致形成整体研究与具体研究两种视角。整体研究视角认为，干部的“为官不为”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主张坚持系统观念，从思想引导、激励鼓励、容错免责和营造良好生态等方面着手，充分释放激励干部敢为善为的动能⑤。也有学者基于“激励内容—激励过程—激励情境”三维理论模型，从挖掘多样化激励内容、建立可持续激励过程和建立强适配激励情境三个方面提出激励策略⑥。尽管整体研究视角系统全面，但也容易陷入面面俱到又深入不足的困境，为此，更多学者基于自己的研究旨趣，分别从考核机制、问责制、正向激励、容错纠错机制、隐性激励等具体研究视角展开研究。有学者认为，当前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存在不足之处是制约干部激励有效性的重要因素，只有精准考核才能精准激励⑦。在数字时代，要充分发挥数字化考核标准精细化、主体智能化、对象精准化等优势⑧。有学者认为，问责制作为一种负激励运用存在过于泛化的问题，从而引发了“从邀功到避责”⑨“不敢为”等现象，建议精准把握问责制的功能定位，完善权责清单制度，协同推进问责机制和容错机制建设，规范执行问责程序，建立问责质量评估制度⑩。有学者认为，正向激励具有满足干部需要、释放鼓励干事创业动能的优势(11)，为防止正向激励失灵，要营造健康政治生态、调整物质激励结构、重视人文关怀(12)。学者们普遍认为，构建和完善容错免责机制对于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激发干部干事创业活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但当前对“哪些错可以容”“哪些错不能容”等基本问题认识模糊，导致容错激励机制“局部空转”(13)。为发挥容错机制的激励效应，需要从理论认识筑基、组织文化引导和制度体系规范等角度出发构建科学有效的容错纠错机制(14)。 通过梳理学界关于干部激励的研究可知，学者们从制度、机制、技术、文化等多层次开展研究，为干部激励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但仍有提升空间。如干部分类、分层激励研究有待深入。众多研究者仅把“干部”当作一个整体激励对象进行研究，对不同岗位、职务、年龄的干部需求的差异性关注不足。再如，我国干部人事制度自身蕴含的激励效应也有待深入挖掘，尽管有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特色的“优向轮岗”“制造流动”“治域进阶”等内含的隐性激励效应(15)，但与之相关的深入探讨还相对缺乏。基于此，本文聚焦中国特色的干部交流实践，探讨其蕴含的激励效应及其实现机制，以期拓展激励路径，为干部成长搭建更多的平台。 二、差序：干部交流激励的逻辑前提 不均衡性作为发展的伴生形态，是客观世界运行的普遍规律。就社会系统而言，资源、权力和机会等呈现非均衡性，具体表现为区域经济能级、地区政治位阶、部门权责功能、机关与企事业单位性质等的差序化。这种基于非均衡状态的“差序”既是一种客观存在，又是交流激励产生的逻辑前提。 1.区域经济能级高低有别 “能级”原本是物理学概念，指微观粒子系统所处的能量状态等级，被引入经济学领域后意指经济发展的层次、等级与综合效能。经济能级与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经济发展不平衡致使各区域经济实力强弱有别，呈现经济能级的高低之分。 干部职业发展前景与辖区经济能级密切相关(16)。首先，干部在能级高的地区任职更易于做出成绩、获得更多荣誉，从而增加晋升的概率。一方面，区域经济能级高通常意味着更好的基础设施建设、更多的公共服务供给，因此就有更高的公民受教育程度和更多的人才储备，领导干部不但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发展中，而且可以调动更多的资源干出成绩。良好的政绩是干部晋升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马太效应”触发的“荣誉追加”效果使得这些地区更易获得各种荣誉称号，如全国卫生城市、环保城市、文明城市、生态城市、宜居城市等，这些荣誉称号，尤其是高层次荣誉称号对干部晋升具有信号功能(17)。其次，发展经验推广的需要客观上提升了在高能级地区任职的干部晋升的概率。经济能级高的地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先试区，扮演着“探路者”的角色，这些地区的领导干部先于其他地区的干部经历了探索、“闯关”阶段，积累了实践经验、提高了治理能力，本身就具备职务晋升的条件。同时，中央为了把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推广到欠发达地区以加快后者的发展，通常会把发达地区的干部交流到欠发达地区并加以晋升，所以在经济能级高的地区担任过领导职务是干部晋升的一个重要加分项，这一点在“最牛地级市”——苏州市表现得尤为突出(18)。此外，相较于经济能级低的地区，经济能级高的地区意味着更高的工资水平、更丰厚的绩效奖励以及更好的公共服务供给。总之，在经济能级高的地区任职，无论是职业发展前景还是政治成长空间都蕴含着更多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