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建引领“之后”：问题的提出 党建引领作为新时代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略，在实践中已经产生了许多创新模式，在基层社会治理的诸多方面产生重大实践效应。如北京的“吹哨报到”[1]力图重塑基层条块体制，用政府资源下沉的方式增强基层政府的回应性，上海“红色物业”[2]、成都“信托制物业”[3]等创新模式，则通过组织嵌入、资源整合与议程设置，有效破解了传统基层治理中存在的“权威碎片化”问题与“集体行动困境”。在学术研究层面，现有文献主要关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授权赋能”[4]、“治理共同体”[5]、“逻辑和路径”[6]、“统合治理”[7]、“数字化”[8]等面向；理论工具主要聚焦“社会资本”[9]、“组织化”[10]、“合作生产”[11]等方面。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党建引领的“介入阶段”[12][13]，对于党组织强势介入之后基层治理“实际如何运行”“应该如何精进”，仍缺乏清晰的问题意识和系统的理论探讨。这种缺失不利于党建引领方略的深入实施。在现实中，党组织依其强大动员能力可能快速重塑基层秩序，但也可能诱发基层活力不足，特别是容易陷入“运动式治理”“依赖性治理”窠臼。[14]这就需要我们摆脱党组织“介入”阶段的视角局限，扩展“党建引领之后怎么样”的问题意识。 从逻辑上看，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话语，包含“为什么要引领”“如何实现引领”以及“引领之后怎样”的连续性问题，在实践中，这可能是“三位一体”的共时性问题。目前的讨论更多聚焦于前两者。“党建引领之后”的问题没有引起充分讨论，与当前多数地方在实践层面仍主要处于“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阶段有关，也与人们对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之间的微妙差异不加区分有关。党组织领导是我国基层治理的制度规定和规范要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则是实践需要和工作要求。党组织领导是原则的、方针的要求，党(组织)要掌握基层治理大局、把握基层治理方向、确定基层治理政策、促进基层治理改革，要把党领导基层治理的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贯彻到基层治理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这是一个结构性的统一要求。党建引领则兼具情境性、动态性、行动性，既要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为前提，解决“引领能力”的问题；同时要求地方和基层党委要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作用、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解决“引领作用”发挥问题；又要要求在引领基层治理中遵循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原则(简称基层治理的“四化”)，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解决“引领方式”问题。目前有关“党建引领”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引领能力”“引领作用”和“引领方式”上，对“引领目标”的讨论则有待深入。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一个鲜明特点是“目标导向”，基层治理同样要注重目标导向。基层治理改革创新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按照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和步骤方面的规划，到2035年前后基本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到2050年前后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15]以此目标为导向，党确定了以“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16]为内核的基层治理改革阶段性目标和任务，而推进这个目标任务的行动方略就是“党建引领”。党建引领方略嵌入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之中。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身就是累进性的，通过若干阶段性目标的接续递进而实现。在此逻辑框架下，党建引领的作用与效果，也应置于阶段性目标的动态语境中进行评估和衡量。“引领”的成效不是静态的终点，而是通过各阶段目标的实现程度来逐步验证和积累的。从目标导向看，衡量党建引领阶段性的成效，主要要看引领“之后”党的领导权的巩固状态、治理体系的健全状态、治理“四化”的推进状态，进而检视维持上述状态的内在逻辑。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阶段性目标语境下产生的“党建引领之后”的问题意识，是本文作者在2020—2025年间对厦门市湖里区多次实地调研考察过程中逐步形成的。2020年上半年，湖里区以小区党支部为主导的疫情防控做法取得了良好成效，得到了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工作指导组的肯定。课题组当即前往现场考察并形成调研报告。[17]此后，课题组多次前往湖里区开展专题调研，发现党组织嵌入小区之后，不仅在应急管理方面成效显著，而且在常态治理，尤其在推进小区自治方面，逐步形成“马不扬鞭自奋蹄”的自洽状态，明显感受到党建引领的实践成效，也由此产生了“之后”的问题意识。本文通过剖析湖里区党建引领小区自治案例，试图追问：以强力动员和组织嵌入为主要特征的党建引领“之后”，党组织领导的基层治理是什么状态？维系这种状态的内在逻辑如何？深入回答这两个问题，不仅有益于案例所在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持续精进，对于其他地方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也有重要启示价值。 二、党建引领过程考察：湖里区的小区自治实践 湖里区作为厦门经济特区的发祥地，在城市化和住房改革进程中，一度面临社区规模扩张、“业委会”与物业矛盾频发、居民公共参与不足等现实难题。在此背景下，湖里区以“党建引领”为突破口，通过组织嵌入、资源下沉与社会动员，在小区层面构建起“党支部—业委会—物业—居民”四位一体的协同治理体系，为城市基层治理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