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构建以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①。“党的全面领导”作为中共党史党建学的标识性概念，为整个学科建构提供了关键的学理基石与概念支撑。新时代以来，学界围绕“党的全面领导”的历史、理论与实践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并取得诸多成果。②但是，对作为一种知识论工具的“党的全面领导”概念在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建设中所扮演的基础性角色的探讨还不够充分。因此，考察“党的全面领导”概念的起源与发展，剖析其内在演进逻辑，阐明这一概念的内涵要义，进而深化对概念本身知识贡献的研究，是当前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建设的迫切需要，亦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迫切需要。 一、“党的全面领导”的概念生成 就概念本身而言，“党的全面领导”由“党”“全面”“领导”构成。中国古代汉语语境中的“党”多与结党营私的宗派活动等联系在一起，常取贬义以用来攻击他人，如“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党邪陷正”等。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势力虽也曾寻求民族崛起，却并未能改变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乃至出现“人民厌弃政党已达极点”③的情况。直到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重构了“党”在现代中国语境中的语义内涵与社会认知，使“党”实现了从贬义到中性乃至积极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全面”有整体、全方位地覆盖事物各个方面之意。“领导”不仅包含了“领”所代表的统率、纲要之意，也蕴含“导”所代表的指引、教化之义。可见，“党的全面领导”蕴含着中国共产党对于自身历史角色与使命宗旨的清晰认知，以及践行领导责任、凝聚奋进力量的自觉担当。 (一)“党的全面领导”概念的理论溯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取得和巩固领导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为“党的全面领导”概念的提出奠定了坚实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权思想是“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理论发端。其一，先进性属性是无产阶级政党取得革命领导权的重要前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党人“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④，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⑤，且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⑥，这种集理论、实践、价值为一体的先进性，使无产阶级政党能够从根本上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从而赢得最广泛的群众拥护与支持，为无产阶级政党取得革命领导权奠定重要基础。其二，独立性原则是无产阶级政党巩固革命领导权的重要保障。马克思恩格斯明确主张，“工人政党必须尽量有组织地、尽量一致地和尽量独立地行动起来”⑦，而“不应当隶属于其他任何政党”⑧。为此，他们提出“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都成为工人协会的中心和核心”⑨，通过构建严密且独立的组织体系来确保“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问题应该能够进行独立讨论而不受资产阶级影响”⑩。这一系列论述深刻揭示了只有保持政治、组织、思想上彻底的独立，无产阶级政党才能避免沦为“随声附和的合唱队”(11)，从而牢牢掌握和巩固革命的领导权。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国家并非超阶级的公共权力，而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12)，因而无产阶级革命绝非对旧制度的局部修补，而是“改造传统的国家工作机器，把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加以摧毁”(13)。在这一逻辑下，无产阶级只有“组织成为统治阶级”(14)，“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15)，并“掌握统治权和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16)，才能真正实现对资产阶级旧世界的扬弃。因此，无产阶级在国家和社会各领域发挥领导作用，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党的领导“全面性”的逻辑起点。 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权思想的基础上，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后，提出了坚持无产阶级政党“总的领导”思想。列宁关于“总的领导”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明确“总的领导”的政治定位与全覆盖逻辑。列宁深刻指出，“不通过共产党就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17)，党作为先锋队必须“保持对苏维埃国家的全部政策实行总的领导和指导”(18)，这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组织等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第二，强化落实“总的领导”的支撑体系。列宁将干部选拔培养与“总的监督”(19)视为落实领导作用的关键保障。他不仅提出“要研究人，要发现有才干的工作人员”(20)以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而且主张通过完善党内监督、人民监督和国家权力监督体系，消除官僚主义与权力异化风险，确保无产阶级政党“总的领导”得以贯彻。第三，阐明“总的领导”的主要方式。一方面，列宁高度重视“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21)的作用，主张通过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国家建设，为党“总的领导”厚植坚实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另一方面，为更好地服务群众，列宁对党的领导方式作出规范，即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绝非“包办代替”，必须坚决避免“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22)，通过严格划分党政职责，“使党在必要的程度上把精力集中于党的基本工作上，即对一切负责教育和组织工人群众的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23)。 (二)“党的全面领导”概念的历史考察 “党的全面领导”概念的生成并非一蹴而就、静止僵化的，而是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而不断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艰辛探索中确立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原则。建党伊始，党的一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提出“党员的领导”(24)概念，虽适用范围有限，却开启了党对领导权的早期探索。党的四大进一步明确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的地位”(25)。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武装力量和组织的强力支撑，加之共产国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错误指导，大革命走向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经验教训，开启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艰辛探索。继三湾改编确立“支部建在连上”后，党内对于领导权问题的认识日益清晰。1929年6月，毛泽东较早使用了“党的领导”这一概念，指出“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的斗争，是四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26)，直指当时红四军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和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警醒全党：“须知资产阶级政党……的问题是……使工人阶级受他们的欺骗，而脱离共产党的领导”(27)，深刻揭示了在复杂的阶级斗争环境中确立党对苏维埃政权领导的极端重要性，这为后来加强党对根据地工作的一元化领导奠定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基础。1942年9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正式提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强调“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28)，党“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29)，不仅包括军队、政府，还包括群众性团体。1943年1月，任弼时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进一步强调，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有责任并具有一切可能来领导政府、军队、各种群众团体、合作社和学校等”(30)，并重申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组织原则，清晰界定了“党的领导一元化”横向领域覆盖、纵向集中统一的核心内涵。1943年10月，毛泽东强调，“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很重要，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31)。“党的一元化领导”正式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