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视域下，文化作为人劳动生产与生活实践的对象化产品，是一定时期一定民族生存方式的集中体现，具有一定的主体性特征。在文明延续与文化创新进程中，人们总是在文化的主体性特征中寻找自己从何而来、向何而去的答案，并且通过主体性的坚守，凝聚民族精神力量，激发人民勇敢向前的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①。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巩固文化主体性的理论蕴涵与制度优势，有助于深入揭示中华文明在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中能够持续实现自我发展、开创新局的内在规律，并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彰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石巩固文化主体性 巩固文化主体性离不开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指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国家改革发展实际，不断夯实巩固文化主体性的理论基石。 人所特有的对象化实践活动是文化主体性生成与发展的客观依据。劳动实践是社会历史的起点，是一定群体、一定民族文化主体性生成的客观依据与现实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③劳动实践作为社会生活的本质，成为一定时期一定民族文化生成的重要来源。人通过劳动创造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同时人的劳动实践也对象化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的对象化产品成为社会生活的物质资料和精神财富，劳动中形成的主观心态成为社会生活中的精神凝聚力和群体规范力，劳动实践本身也成了社会生活的行为方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④因此，文化具有最为一般意义的人的主体性实践特点，同时也具有一定时期一定群体中作为群体性规范的特殊主体性实践特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两个结合”基础上，深化人的主体性文化实践创新，深刻反映了唯物史观的实践观点。 社会生产与生活实践的现代化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前提。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理解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历史依据，是对唯物史观的继承与坚守。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⑤现代化社会生产与生活实践的变化与发展，使社会生活具有了新的历史特点，为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客观历史依据。一方面，实践构成了社会文化的历史依据，新时代社会文化发展于现代化社会生产与生活实践之中。实践内在包含着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人类主体性实践中，人以自身为尺度，积极实现人化自然，“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⑥，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在实践中对象化为人与人之间的群体性文化规范。现代化社会生产与生活实践使人化自然与群体性文化呈现新的特征，既成为主体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成为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要历史依据。另一方面，实践增进了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动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增进中华文明创新发展动力。恩格斯指出，“17世纪和18世纪从事制造蒸汽机的人们也没有料到，他们所制作的工具，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使全世界的社会状态发生革命”⑦。物质生产实践为社会文化发展提供了历史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⑧，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增强了发展动力。 文化的主体性认识源于社会生产与生活实践，同时这种主体性认识对生产方式创新具有能动反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⑨。一定时期一定群体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其对象化产品必然反映其社会存在本身，文化也必然反映一定时期内一定民族稳定的、现实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样态，使文化具有客观的主体性特征。同时，社会意识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反作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⑩。文化不仅会在各个时代的社会生产中汇聚成一种群体文化，同时也会在各个时期的社会生产中发挥效用，可能成为凝聚、激励人进行社会化大生产的积极因素，也可能成为阶级社会阻碍人自由自觉类本质劳动实现的消极因素。《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11)。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把握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牢牢巩固文化主体性，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创新发展的内在遵循。 人民群众是历史与文化的主体和创造者。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历史实践中，不论是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人民群众都展现出极大的创造力和生产力，成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群体生存方式的开创者。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12)。人民群众的劳动生产与生活实践不仅积极丰富自己的物质世界，同样也在积极创新自己的精神世界，人民是文明创新的主人。因此，一定时期一定群体的文化主体性是由人民群众在自己的劳动生产与生活实践中创造的。同时，文化主体性也需要人民群众来巩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也具有能动反作用。生成于人民群众劳动生产与生活实践的文化主体性必然会与世界范围内其他群体文化产生差异，面对异质文化的挑战，只有依靠人民群众这支文化主体力量，才能使文化主体性得以巩固和持续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眼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13)。关切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尊重人民群众在文化生成中的主体地位，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群众史观的坚守。 社会交往中存在文化的主体间性，因此巩固文化主体性不是故步自封，而是需要社会交往中的文明互鉴。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14)因此，文化生产与社会交往密不可分。文化的生成与传承大体可以包括两类，即物质文化生产和精神文化生产、物质文化交往和精神文化交往。生产和交往都是主体性实践活动，但就文化主体性而言，生产聚焦的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即人与其劳动对象化产品——文化的关系；而交往聚焦的是主体与主体的关系，即不同文化的生成主体——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文化的主体间性问题。文化的主体性以文化主体间性为必要的补充，或者内在地包含着文化主体间性。文化的主体间性表明，人们可能面对共同的文化客体，因而凝结成共同的文化主体，进而具有共同的文化主体性，这为文化的交流互鉴提供了科学理论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15)。坚持开放包容与文明互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巩固文化主体性遵循社会交往中文化生成与发展规律，充分彰显着对唯物史观的理论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