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的思政引领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的首要特质。广泛而深入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锻造强大思政引领力，有助于明晰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战略属性和支撑功能，以更好地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形成网上思想道德教育分众化、精准化实施机制。”[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则要求，要“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2]这些重要的战略部署对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推进具有重大指导意义。近年来，学界围绕“分众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传播”等相关议题已形成了一些共识，不仅从“教育理念的革新”“实践思维的转向”等方面阐释了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的意义，也强调了此过程中的因材施教理念与对象思维。 在讨论网络空间的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这一问题时，学界有明显的技术化倾向，即认为技术赋能已成为分众化理论内涵中与传统分众理念相区别的鲜明标识，强调在数字化教育场景中应依据信息传播者与接受者的角色变化，用针对性、差异化的网络传播来推动思想内容的有效传递[3]。分众化被认为是一种尊重对象个体特征的精准育人模式，而这一模式以数字技术为基底[4]。这些研究在总体上表明，思想政治教育在推进自身数字场景转换的同时也带来了分众化的意义变化，即使之从一种思维理念具象化为可操作的技术性手段，彰显了分众化在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实践中的方法论意义。然而，现有研究主要从技术赋能视角或思想政治教育的某一方面(如网上思想道德教育)研究分众化的特殊性，缺乏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这一论题的整体性探讨，特别是针对什么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分众化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的具体运行等问题，学界尚乏细致分析。因此，聚焦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这一核心议题，本研究旨在从理论层面把握其内涵界定与主要环节，继而探索推进路向，这对于增强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传播与主体转化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一、分众化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 分众是传播学的概念，“分”可理解为细分；“众”是受众，泛指所有大众媒介的信息接受者[5]。在这个意义上，分众就是细分信息受众。作为一般大众的受众，基本信息需求是相近的，具有一定的同质性，但作为特定群体或个体的受众，信息需求是具体的、特殊的，具有多样性。因此，对受众进行细分，其实就是按照受众的不同特质、趣好、诉求等将其划分为不同的传播对象，并以此为依据，不断供应能满足其需求的信息，从而提高传播效率。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可被视为一种传播活动，主要是关于蕴含特定意识形态或具有某种意识形态影响的信息的传播，在传播中形塑受众的思想政治观念，建构意识形态认同。一般而言，为了服务特定时期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往往会被赋予阶段性的任务目标，这就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在该时期所要传播的基本信息内容，体现了一定社会对大众发展一般性的思想政治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信息传播，是在教育者对教育对象的引导、教授等教育行动中具体发生的，不同教育对象有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需求，那些基本信息内容只有以各种方式转化为教育对象所需的信息时(即教育者为特定的教育对象进行针对性的教育传播时)，教育对象才能真正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受众，这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的展开过程。 分众化是隐含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实践理念。“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6]而要鼓舞和推动人，首先就要对对象进行区分，分析其特殊性。马克思恩格斯的宣传教育就十分重视这一方面。写作是马克思恩格斯宣传教育的重要手段，他们善于根据不同特点的对象写出各种体裁的文章，如在面向文化基础有限的美国读者时，恩格斯对马克思说：“无论如何你必须给自己定一条规矩：尽量写得坏些和零乱些，否则你很快就会失去这些读者的好感。”[7]330马克思则告诉恩格斯，应把文章写得俏皮而不拘束，因为“这些先生们在外国栏中是非常大胆的”[7]357。面对不同对象，马克思恩格斯对宣教载体的选择也很讲究，当对象是文化水平不高、经济收入拮据的工人时，街头招贴被认为是直接有效的方式，恩格斯说道：“招贴对于工人来说同时既是报纸，又是俱乐部，并且这一切都是不要花费分文的!”[8]而对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来说，招贴这种媒介就不合适了，报纸杂志反而成了最合适的载体——“这正是文字宣传的最有效的形式”[9]。列宁同样善用分众化理念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演讲是列宁常用的教育手段，在他朴素、通俗、形象的表达之下是直击人心的语言鼓动与思想教化。列宁指出，要“善于用简单、明了、群众易懂的语言讲话，坚决抛弃难懂的术语，外来语，背得烂熟的、现成的但是群众还不懂、还不熟悉的口号，决定和结论等一系列重炮。”[10]面对城市工人演讲时，列宁谈的是增加收入、减少工作时长；面对城市知识分子演讲时，他谈的是民主、政党、国家等宏大问题。针对不同的农民群体，列宁也提出了不同的教育策略，如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列宁将俄国农民划分为3个阶层：“下等户——无产者和半无产者阶层；中等户——极贫穷的小业主；上等户——富裕的小业主”[11]，主张对不同农民阶层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分众化亦是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工作的优良传统，如毛泽东同志明确表达了马克思主义教育中对象分析的重要性，强调要分众、分层进行群众教育。如在中央苏区指导查田运动中的群众工作时，毛泽东同志充分调研群众生活状况，提出“要按照当地环境提出具体口号”[12]；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揭露批评了党八股文风的装腔作势，强调“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13]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将教育的重点分为知识分子、各级干部和青年学生三类群体，并按其特点提出了不同的教育策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提出做好宣传思想工作要切中对象关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握大势、区分对象、精准施策”[14]314“读者在哪里，受众在哪里，宣传报道的触角就要伸向哪里，宣传思想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就要放在哪里。”[15]针对新闻舆论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了分众化在思想舆论引导中的重要性，强调“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