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常常陷入低端锁定的困局，难以参与更高水平的国际分工，从而不利于自身高质量发展（吕越等，2018）。针对这一问题，既有文献多从“强化点”的视角出发，强调提高进出口企业参与高水平国际分工的能力。然而，发展中国家进出口企业与本土市场联系往往较少，甚至自身直接成为了一国经济发展的“飞地”（张少军和侯慧芳，2019）。因此，仅靠“强化点”可能无法实现Gereffi（1999）所提出的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这就凸显了本土市场与国际市场联动的重要性。事实上，以刘志彪为代表的国内学者对此已做了系列探讨（刘志彪和张杰，2007，2009；张少军和刘志彪，2009；巫强等，2011；刘志彪，2011，2012，2013），但这些研究更偏重对本土市场需求的讨论，并未关注生产长度在一国范围内拓展深化的价值。尽管近年来史本叶和马晓丽（2023）以及郑孝莹和马晓丽（2024）从生产端实证探讨了国内分工体系对突破国际分工低端锁定的作用，但未按生产活动类型分解国内生产长度，相关研究仍有待深入。 在国际分工的测度上，现有研究多基于中间品贸易流量构建相关指标，在较好反映贸易利益分配的同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第一，当前国际分工核心已转向生产网络嵌入（许南和李建军，2012），而贸易利得无法揭示生产环节结构特征；第二，发展中国家若以贸易利得最大化为目标，则可能会强化对低端环节的路径依赖（王岚，2014）；第三，发展中国家跨境合作对象往往局限于发达国家内的若干节点（刘志彪，2012），此时即便其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也不能认为其具有较高的国际分工水平。相较之下，国际分工中的生产长度反映了跨国生产网络内具体的中间环节数量，更能体现该网络的复杂程度（倪红福等，2016）。而生产长度又可从功能分离和空间分离两大维度进行分析，其中前者偏重于生产过程在技术上的分离，而后者则偏重于不同功能组在空间上的最优分布（倪红福等，2016）。国际分工使不同的生产阶段分散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依靠跨国协调实现生产活动在空间上的拼接（葛美瑜等，2020），因此生产长度中的空间维度更接近国际生产分工的内涵。全球价值链跨境次数表示的是一国或地区所参与的生产链条中境外国家或地区的数量，反映了本国同其他国家的空间联系（WANG等，2017）。因此，全球价值链跨境次数是衡量国际分工水平的重要指标，但目前仅有少量文献（葛美瑜等，2020；王岚和程志宙，2023）基于这一指标展开讨论。 发达国家天然面临产业转移与回迁的决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价值链面临收缩甚至断裂风险（杨仁发和郑媛媛，2023）。从这一角度看，全球价值链国内长度的延伸也可能是国外既有生产环节的回流，从而将原本需跨境进行的一系列贸易活动整合于同一国家或地区内部，直接降低了其国际分工水平。因此，有必要分别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为研究样本，逐一分析全球价值链国内长度与国际分工水平的关系。此外，研究通常认为更多的全球价值链跨境次数削弱了全球价值链韧性。如此判断有一定合理性，但却忽略了国际分工中不同生产节点的差异化特征，两者间的具体关系仍有待进一步分析。并且，国际分工需要的是优化而非退化，如何在整合利用全球异质性战略资源的同时保持全球价值链的相对稳定，是更需要思考的问题（赵忠秀和郑休休，2024）。 鉴于此，本文基于“强链”的视角，以跨境次数作为国际分工的代理变量，基于OECD投入产出表、UIBE GVC数据库等多源数据，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价值链国内长度在发展中国家的“强链”效应，探讨了其在发达国家中混杂的“回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调节效应分析，最后探讨了跨境次数对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影响。本文的创新和贡献在于：（1）本文聚焦于全球生产活动在本土市场内的拓展和深化，理论分析并实证探讨了全球价值链国内长度具体通过何种渠道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分工水平；同时，具象化了“强链”的理论视角，并提供了更贴近产业实践的微观证据。（2）本文提出“全球价值链国内长度延伸”并非单纯指向“强链”（有利于提升国际分工水平），在金融危机后逆全球化事件频发的这段时期，还可能因发达国家产业政策、数字经济发展等因素指向国外既有生产环节的“回流”（降低国际分工水平）。这在补充“强链”理论视角的同时，也为分析金融危机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产业政策上的差异化特征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3）本文挑战了“跨境次数的增加必然削弱全球价值链韧性”的传统观点，结合对于生产节点不可替代性的考量，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跨境次数对全球价值链韧性的非线性影响。 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全球价值链国内长度的延伸至少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解读。一方面，它可能表示在全球生产分工的过程中，本土生产环节的数量与复杂度进一步提升，各节点之间实现更细致的分工与更紧密的衔接，形成了参与国际分工的新优势；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是部分跨国企业出于风险分散与供应稳定等因素的考虑，将原本布局在海外的生产环节回迁至本土，从而减少了跨境生产环节的数量。因此，全球价值链国内长度的延伸可能同时具备“强链”和“回流”两种效应，从而对国际分工产生完全相反的两种影响。但是，发展中国家通常并不面临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产业布局的问题，那么产业回流的问题就无从说起；并且，强化本土生产环节的深度和广度始终是发展中国家更核心的诉求。因此，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价值链国内长度的延伸，本质上是依托本土市场深化国际分工参与，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强链”效应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