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政治学的学科设置与经济学和社会学有着不小的区别。大致而言，“比较政治学+国别政治学”呈现了各国政治学学科设置的相同结构。①这一通例在强调“比较”方法的同时，又突显了本位(国别)意识。由此带来的一个副产品是学科设置的相对性。例如，在A国，比较政治学包含了除A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在B国，比较政治学则包含除B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以此类推，各国的比较政治学皆包含了除自身之外的其他国家。这种相互包含、互为对象，同时又将自身独立出来的做法，容易导向两种后果：一是将比较政治学变成国别政治学的综合——用比较政治学的“麻袋”包裹一大堆的“马铃薯”；二是将比较政治学与本国政治割裂开来，似乎是两种不同的专业，搞本国政治研究的人不关注比较政治学，而比较政治学者也不太关注本国政治的研究。 在社会科学的三大基础学科中，为何政治学的学科设置具有这样的特性？这一特征是否会影响政治学的科学性？这确是一个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不过这不是本文写作的主题。指出或强调这一事实，乃基于本文写作的需要——打破某种隔阂，将中国政治置于比较政治学视野下来研究。笔者以为，这样的操作既有利于更好地认识中国政治，也有助于我们和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和对话。在中国学术的主体意识日渐增强、自主知识生产成为普遍共识的情况下，开放心态和对话意识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无论是主体性的确立、研究意识的内转，还是主流理论的反思、理论创新的探索，都是在“全球化(比较视野)”的语境下进行的。 在“比较政治学视野下的中国经验——三种角色的嬗变及其挑战”的标题下，本文试图从逻辑角度勾勒中国政治学恢复四十多年来的发展轨迹(历史的在场只是为逻辑的呈现提供舞台)。所谓“三种角色”，是一种拟人的表达，指的是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验”②在比较政治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所呈现的三种形象：作为改造的对象、作为分析的对象，以及作为理论创新来源的对象。③对三种角色的描述及相关讨论构成了以下四节的内容。 一、作为改造对象的中国经验 在经历了十年“文革”之后，中国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在百废待兴的背景下，实现现代化成为时代的最强音。现代化需要知识和人才，为此国家作出了重大的政策调整。1977年恢复了高考制度；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在中断了将近三十年之后，政治学得以恢复学科建制。④ 虽然国家恢复政治学学科的初衷是为了加强对国内外现实情况的研究，解决当时面临的各种治理难题，为政治体制改革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但在操作过程中实际呈现的状况远远超出了政策设计者的预想。由于错综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西方政治学知识对中国政治学从业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图书馆里随手翻阅一下20世纪80、90年代学者写下的文字，无论是论文还是书籍，无论是译介还是自述，都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 回顾来看，出现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人均GDP为381元，⑤按当年汇率计算是155美元。这是个什么概念？用经济学家林毅夫的话来说，世界上最贫穷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当年人均GDP平均数是490美元，中国尚不及其三分之一。很多地方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绝对贫困地区还大片存在——81%的人生活在农村，84%的人生活在一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之下。⑥打开国门之后，放眼世界(西方发达国家)，强烈的贫富反差对人们的心理和认知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曾被用来形容当时国内知识人的普遍心态。 在这种情况下，向西方学习或奔赴西方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一个潮流。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观念盛行和思想活跃的时代。在巨大的信息差面前，知识人的状态可用“如饥似渴+饥不择食”来描述，经由译书传播和各种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西方学术的“高水位”一下子灌满了中国知识界的“低洼之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语境下，人们从比较政治学知识中寻找启蒙真理，相信西方取得的一切成就都与其采纳的政治制度有着必然的联系，故以不同方式倾心译介西方政制。当时流行的制度主义思维有三个特点：一是相信西方制度的优越性和普遍性(既是价值的也是经验的)。二是认为中国的各种问题和落后状态是由政治制度造成的，所谓的“定体问”——将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既有体制。⑦三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解是特定的。与官方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解不同，当时有观点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以渐进方式向西方自由民主制转型。 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这一态势在90年代趋于高潮。时逢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各地，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在国内学界颇具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锁定了中国政治学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议程设置。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国经验呈现给人们的印象是负面的，是需要改造/改革的对象。政治学从业者或多或少具有崇美或慕西的心态，并不同程度地扮演了启蒙和批判者的角色。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对自由民主制的向往，对中国政治体制转型的期待，构成了中国政治学发展第一阶段的一种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