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西方党争民主乱象、右翼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以及全球不平等加剧等，使得自由主义世界秩序面临严重危机。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中美关系断崖式下滑等，为世界和平与安定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更为根本的是，在美国单极霸权仅持续大约20年后，全球财富权力“东升西降”的趋势性逆转已然成为影响世界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开始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在世界政治学看来，上述现象都是世界政治深层结构变动的表征，是冰山一角的可见部分。传统国际关系研究受限于其逻辑实证论属性，呈现出碎片化、去历史化的特征。在西方中心主义和自由主义、个体主义价值取向所导致的认知偏差的基础上，“实证”细化研究往往距离“实存”真实世界越来越远，犹如我们将注意力放在了冰山可见部分表面的细小裂痕之上，而不去窥探冰山全貌或者研究冰山的形成过程，由此形成了国际关系理论过剩而世界政治理论匮乏的知识现状。 世界秩序的变革关系到中国与世界的未来，决定着地球上每一个个体的命运。只有对当今世界秩序从何而来、为何如此这一过程性结构开展研究，才能更好地理解现状性结构——作为当下世界政治体系本质特征的不平等性与霸权性，从而明白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全球四大倡议正是为了改变这样一种基于实力政治霸权下的以邻为壑和不平等的世界秩序。因此，包括国际关系学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需要一场认知革命和知识革命。新的认知往往需要建立在新的社会科学哲学基础之上。 一、国际关系理论的困境与出路：批判实在论的视角 毋庸赘言，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已陷于困顿之中。其中，以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为代表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一大硬伤就是以现状性结构研究为中心。在被引频次前11名的国际关系经典著作中，仅有两本是研究“过程性结构”的作品。①其中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被主流国际关系学界视为“失范”。倘若没有世界政治学，我们甚至无法在学科上将其进行准确归类。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M.Wallerstein)的《现代世界体系》则处于主流边缘的地位。马丁·怀特(Martin Wight)认为在发现了可重复的势力均势机制之后不存在可供进一步理论化的东西②，而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则断言国际关系的性质数千年来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③。因此有学者认为，共时性成为如今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性思维方式。④贾斯廷·罗森伯格(Justin Rosenberg)认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完全没有意识到国家体系的历史不仅是前后相续的权力斗争的堆积，没有认识到那些大国间竞争是世界政治结构中持续演进、地缘政治扩张以及全球性联系的媒介”，因此它并不能向我们展示出“全球性的民族国家体系的兴起及其历史结构”。⑤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W.Cox)精辟总结道，国际关系理论都犯了“把从特定历史阶段得出的结论假定为普遍有效”的错误。⑥主流国际关系学既然假设世界政治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根本性转变，便自然放弃了对于过程性结构的研究。 为什么国际关系理论不关心过程性结构？除了逻辑实证论(logic positivism)的缺陷外，还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有关。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是美国式社会科学的论断⑦已被学界广泛接受。美国凭借国家实力与学术资源优势，将其自身的霸权护持问题设定为学科研究的核心议程。⑧几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家们相较现有世界秩序如何形成、是否合理而言，更关心如何维护既有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和大国关系这一现状性结构。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在1979年提出结构现实主义时，正值美苏两强均势争霸时代，甚至苏联在某些领域还占上风，因此他论证说作为现状的两级体系是最为稳定的结构。⑨冷战后是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世界，威廉·沃尔弗斯(William C.Wohlforth)便在1999年提出“单极稳定论”，论证单极世界存在的合法性、和平性与稳定性。⑩到了2001年，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提出进攻性现实主义，将美国此时在全球各种干涉、欺凌他国的霸权行径合理化，认为大国只有无止境地追求支配性权力才是确保自身生存的最好方式，事实上成为一种新帝国主义论宣言；面对中国的日益强大，他则从镜像思维出发，基于西方自身的国家性警告道“中国绝不可能和平崛起(11)。 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则是对既有国际制度现状性结构的论证。虽然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但国际制度事实上只是现实主义实力政治逻辑的另一种表现，是既有大国对于世界秩序样态所达成的某种阶段性共识的制度化产物，目的是让现状性结构更加有序化；“相互依赖”更多表现在弱者对强者的不对称依赖，反映的还是强者主导下的不平等国际秩序。关键问题在于，“二战”后建立的国际制度及各类多边机制等，本身并不会自动发挥强大的约束力作用，而需依托于时代性主导大国的基本态度和政策取向。特朗普政府的“退群”行为导致许多多边机制失去了原有的影响力。 国内外国际关系研究者普遍对国际关系学科现状感到不满。国外出现了“是否应该放弃国际关系学分支”的讨论(12)，并有主流学者提出“全球国际关系学”倡议；国内有关“国际关系学中国学派”的探讨不断深入，近年来更是在国际关系二级学科下面诞生了国家安全学与区域国别学两个更具实践性的一级学科。严重的学科危机理应引发我们更深层次的思考。然而，国内关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大部分学术讨论基本上停留在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框架内修修补补，恐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我们认为，对于国际关系学的反思不应只停留在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层次，而应放到更广阔的整个美国主流社会科学的困境中去理解，“发现”超越国际关系学的新学科，并为新学科寻找社会科学哲学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