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马克思主义作为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60年代涌入了“语言转向”的当代思潮，展开了围绕马克思主义语言问题的系列研究。其中，有关马克思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对话占据了关键位置。马克思与维特根斯坦“通常被看成思想相距甚远的哲学家”(Kitching，Pleasants，p.1)，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英国学界对两人思想距离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开始强调马克思与维特根斯坦对话的丰富意义”(同上，p.1)。伊格尔顿(T.Eagleton)、安德森(P.Anderson)、吉登斯(A.Giddens)、科琴(G.Kitching)、卡利尼科斯(A.Callinicos)等对两人思想的对话进行了激烈争鸣。1999年，剑桥三一学院举办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马克思与维特根斯坦”国际研讨会。21世纪以来，《批判：社会主义理论杂志》(Critique：Journal of Socialist Theory)、《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经济、文化与社会杂志》(Rethinking Marxism：A Journal of Economics，Culture & Society)等英国著名左翼刊物刊发了对此问题的系列新成果。从这些研究中，可挖掘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介入马克思与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关联的独特视角，并有助于进一步促进和延展两人思想对话的丰富性。 一、“改变世界”与“如其所是”哲学功能的对比理解 马克思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6页)而维特根斯坦则指出：“哲学不可用任何方式干涉语言的实际用法，因而它最终只能描述语言的用法。因为它也不能为语言的用法奠定基础。它让一切如其所是。”(维特根斯坦，第54页)许多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曾援引这两句话作为拉开马克思与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对话的序幕，并对此产生了激烈的思想论争。其中，曾为《维特根斯坦》写过电影脚本的伊格尔顿在《维特根斯坦的朋友》一文中指出：“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态度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第十一条并无太大区别。”(Eagleton，p.65)作为《马克思与维特根斯坦：知识、道德和政治》主编之一的科琴，同样强调两句话的“一致性”(Kitching，Pleasants，p.2)。然而，安德森却认为这两句话的意义完全不同，并把这两句话作为两人思想划界的标志。这代表了对“改变世界”与“如其所是”哲学功能截然不同的两种理解方式，即究竟是重建形而上学还是反形而上学，是强调同一性还是去除同一性。 1.重建形而上学还是反形而上学 在“语言转向”的影响下，英国马克思主义在回到哲学究竟是重建形而上学还是反形而上学的问题上，把对准“形而上学”的靶标指向马克思与后期维特根斯坦关于哲学功能的对比理解上。伊格尔顿为阐明“改变世界”与“如其所是”具有一致性，进一步引用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即“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3页)，并与维特根斯坦坚持从“光滑”“无摩擦力”的“语言晶体结构”回到普通语言的“粗糙地面”(Eagleton，pp.65-66)的主张做比较。伊格尔顿以去结构性来看待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指出后期维特根斯坦是以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反先验所指的虚假性和倡导语言游戏来展开对绝对化和强制性形而上学体系批判的。伊格尔顿认为，后期维特根斯坦警惕哲学落入形而上学的陷阱，反对把如“知识”“存在”“对象”“自我”“命题”“名称”等形而上学的语词套用在日常生活的表达上，主张遵守日常语言的用法以对哲学做出诊断，强调日常语言对哲学的“治疗价值”。(参见同上，p.65)因此，对于伊格尔顿而言，“改变世界”与“如其所是”具有相似的哲学功能，都在于消除形而上学体系对哲学的捆绑。 与之不同的是，安德森以“结构主义”或者“重建”形而上学来看待这两句话的根本区别。安德森持有一种类似于斯特劳森(P.Strawson)、达米特(M.Dummett)“重建”形而上学的观念。他指责后期维特根斯坦对形而上学的抛弃，认为这会使“平庸的日常语言神圣化”(Anderson，1968，p.21)，而产生对理想语言的破坏。安德森批判哲学被日常化，认为哲学家应当保持对日常生活的警觉，否则会陷入意识形态麻醉下的日常语言秩序中。安德森并不掩饰对形而上学体系的肯定态度。他认为哲学需要获得形而上学的启示，以此得到“向上超出”和“超感性世界”的真理，即超越一般经验对社会结构的认识。也就是说，“正是形而上学(首先是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规定了西方哲学的本质性，使之成为形而上学类型的哲学”(吴晓明，第58页)。安德森主张形而上学传统对西方哲学的建制意义，反对“德里达把整个西方哲学史粗暴拼合成一个单一同质的形而上学体系”(Anderson，1984，p.50)。安德森认为对形而上学的全然丢弃也意味着对真理的丢弃，并批判后现代主义者贬低真理和嘲讽形而上学的态度。安德森批判福柯、德里达去中心和去结构的后结构主义，认为他们把历史搞得只剩下被稀释的弥漫到各处的表象史。为此，安德森回到“理论的历史”(同上，p.11)，试图对历史唯物主义重新做出结构主义的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