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能够深入地推进，一个重要的基础便是马克思的文本研究得到了加强。当然，马克思经典文本中的一些核心概念是否被合理地加以理解，依然是学术界需要努力探讨的重要方向。从中文学术界研究的现状来看，一些学者往往依凭马克思术语的中文译词，并望文生义地将其作为理论思考的前提进行思维的推演，这就难免导致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出现各种矛盾和误读的状况。如财富(Reichtum)、劳动(Arbeit)、幽灵(Gespenst)、终结(Ausgang)等术语的研究都产生了一定的争议，而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于马克思思想的重要性来说，又以拜物教(Fetisch)这一术语出现的问题最为典型。人们在学术和日常语境中都频繁地使用它，但对它误解最深。“××拜物教”散见于各类文章中，所谓“数字拜物教”“智能拜物教”等，显然拜物教已经成了人们对现代社会种种现象的一种流行的表达，然而，究其实质，他们想表达的无非是对“××”崇拜之意。当然，这一理解在日常生活中不能说完全错误。不过，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它则丢失了拜物教术语最重要的认识论内容。一些学者常认为拜物教术语仅出自《资本论》第一卷，或者在谈论它时主要就是指涉这一著作的“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一节中的拜物教，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它贯穿于马克思一生的思考中，而且在不同时期，马克思赋予该词的含义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然，在这一节中，马克思之所以探讨拜物教的本意，主要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论进行批判，这是马克思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具理论创新的地方。①诚如索恩-雷特尔所言，“历史唯物主义是对起源的回忆”②，马克思批判拜物教的分析也正是体现在经济范畴的起源问题上，它从只描述经济范畴的逻辑关系的社会科学，转向了追问作为经济范畴形成条件的社会形式及其结构机制。同时，拜物教术语还包含对西方传统政治哲学中统治观念的批判，揭示出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立足于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社会生产关系，并分析了这种不自由的统治模式的成因与方式。不过，一旦人们缺乏真正进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那么，“物崇拜”这种经验主义思维便容易流传开来，各类以“拜物教”为后缀的表述便根源于此。为此，我们需要拟定三项任务：(1)拜物教术语在东西方语境中的翻译与流传，特别是当前中文学术界所流行的“物崇拜”是如何被确立起来的。(2)回到马克思的一生文本语境中，“物崇拜”是马克思始终坚持的拜物教术语的内涵吗？还是它另有其他含义？如果有，它又与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是什么样的理论关系？(3)同样，如果有其他内涵，那么如何将其与“物崇拜”这一陈见区分开来？是否可能找到相对合理的方式进行纠偏，譬如术语的重译、内涵的新释等？这一处理又会对马克思文本思想的研究带来什么样的理论价值？通过追溯拜物教术语的汉译流传史以及回到MEGA[.2]的文本学研究，我们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尝试性探索。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拜物教及其蕴含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避免因各种错误使用拜物教术语而造成的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遮蔽，更能够以此提升厘清当代资本主义新发展、新形态的能力，并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一种超越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思想支撑。 一、从“魔术性”到“物崇拜”：拜物教术语在东西方语境中的翻译与流传 虽然拜物教一词在西方世界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术语，但汉语使用拜物教这一术语词汇主要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尤其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影响。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角度看，汉语中一些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是参照日文转译过来的。1887年，《资本论》第一卷传入日本，历经山川均等人的介绍与部分译介之后，1920—1924年由东京大镫阁株式会社出版了高畠素之翻译的《资本论》第一个日文全译本。正是在这一译本中，我们看到“Fetischcharakter der Waare”被翻译为“商品の魔術性”③，这里的“魔術性”(中文为“魔术性”，下文同)翻译不仅直观，而且强调了商品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所表现出的神秘化现象。不过，该翻译并没有凸显这种神秘化之所以可能的内在原因，同样，它也未能充分捕捉到拜物教内涵的批判性和历史性维度，更多地被引向了商品的怪诞性含义。到1927年，日本学者河上肇和宫川实在的译本中，又将其翻译为“物神崇拜”④。这一翻译强调了物品在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性，突出了人们对物的崇拜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这一译法具有奠基性的地位，后来日文的《资本论》翻译基本遵从了“物神崇拜”或简略为“物崇拜”的译法。日文从“魔術性”到“物崇拜”的翻译的变化，也为日后汉语对“Fetisch”一词的翻译提供了范本。 1927年，戴季陶和胡汉民参照日文版的资本论学说翻译考茨基的《资本论解说》时，采用了“拜物教”这个翻译。⑤这也是我们见到的最早对这一术语的中文翻译，它与今天的中文翻译完全一致。施复亮在1930年翻译高畠素之的《资本论大纲》时，丢弃了“魔術性”的译法，倾向于河上肇的看法，故而采用了“灵物崇拜性”的表述，进一步突显了物崇拜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影响。⑥同一年，傅烈在翻译山川均的《资本论大纲》时，同时采用了“拜物教”和“灵物崇拜”两种翻译方法。⑦如果说上述只是《资本论》解说文献翻译的话，那么，在《资本论》文本的中文翻译过程中，中文译法虽有变化，但大体上内涵保持一致。如1930年陈启修翻译《资本论》时参考了河上肇的译本，将“Fetisch”译为“物神崇拜”⑧，此后，侯外庐和王思华在1932年的《资本论》译本中，将其翻译为“物神崇拜教”⑨，这一用法不仅突出了其宗教色彩，也暗示了对物崇拜的批判。吴半农在1934年的翻译中，基本延续了“物神崇拜”的表达⑩，强调了这一现象的特征，反映出对“崇拜物质”的深刻思考。最终，1938年郭大力和王亚南的《资本论》中文全译本出版，使用了之前戴季陶和胡汉民“拜物教”这一术语(11)，标志着这一概念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中逐渐定型，这也是目前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所采用的译词。与之前的一些中文译词相比，“拜物教”这一中文翻译更为简洁明了，且易于传播，逐渐被学界和社会广泛接受。从该术语的汉语翻译史来看，中文世界将“Fetisch”大体上固定在“物崇拜”这一内涵上，显然这与日文的翻译所发生的转换相呼应，双方最终均强调物品崇拜这种宗教性质。毫无疑问，任何一种术语的翻译均有当时的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复杂影响，如果说早期翻译为拜物教只是一种语词的选择，那么，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趋深入，拜物教术语则又进入一个语义的选择阶段。这一时期，拜物教被放到了社会现实中出现的资本逻辑问题域中加以理解，各种拜金、拜物的现象强化了人们对拜物教语义的兴趣，从而使“拜物教”成为批判当代社会中“××崇拜”现象的有力的概念术语。于是，才出现前文我们所说的，“××拜物教”一词逐渐在各种学术话语、日常交流中流行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