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布科维茨(Nicholas Lobkowicz)认为，切什科夫斯基(August von Cieszkowski)的《史智学导论》①(Prolegomena zur Historiosophie)是马克思1844年哲学手稿出版前讨论实践概念最重要的单本著作。[1]可以说，在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这个时间段，切什科夫斯基的《史智学导论》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衔接性角色，他的理论一方面能够从操作程序上展现出“实践”概念在黑格尔之后的革新之处，另一方面则又能否定地揭示出“实践”概念在革新过程中的根本困难之处。近年来，国内外出现了大量相关的研究，这些研究认为，切什科夫斯基的实践哲学潜在地影响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但是，这些研究仍然停留在一种外在的对照上，比较重视个别思想观点、政治观念上的比较，而忽视了总体操作结构上的对比。因此，我们有必要基于一种内在对话的方式重新审视切什科夫斯基和青年马克思的关系。 一、内在对话的可能性：作为“理论参照系”的切什科夫斯基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于切什科夫斯基的革新之处以及切什科夫斯基和马克思的内在关系，学界都进行了一种较为简化的处理。一方面，麦克莱伦认为，切什科夫斯基的“实践”概念对于后世的青年黑格尔派以及马克思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2]斯图克则认为，很少有人注意到，切什科夫斯基、赫斯等人的行动哲学才是青年马克思革命行动理论的真正来源。[3]31另一方面，卢卡奇则认为，切什科夫斯基和赫斯等人的实践哲学甚至达不到黑格尔哲学的高度，还停留在一种抽象的主观行动，因而也没有直接地影响到马克思的实践哲学。[4]这两种解释虽然都有可取之处，但是有着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停留在简单的对照上，无法真实地呈现出切什科夫斯基哲学中所包含的过渡性和复杂性。 相较而言，近年来的国内研究对于该问题的处理要复杂得多，他们大多没有简单地将切什科夫斯基和马克思的关系局限在几个简单的要点上，也没有简单地断言切什科夫斯基直接地影响了马克思。大体上来说，近年来国内的研究的观点可以归为以下两个观点： 第一，不论是否明确地承认切什科夫斯基对于马克思的直接影响，他们都一致认为，切什科夫斯基的实践哲学和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在操作结构和核心问题意识上是有延续性和类同之处的。[5]而且，还有一些研究表明，切什科夫斯基—赫斯—马克思构成了一条完整且连续的实践哲学的发展线索。[6][7] 第二，这些研究同时又认为，切什科夫斯基在很多方面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甚至带来的是一种负面性的影响。[8]而对于马克思和切什科夫斯基的差异，大部分研究都着眼于两点：一是政治观念的巨大差异，切什科夫斯基是一个明确的保守主义和弥赛亚主义者；[5][8]二是所关注问题的巨大差异，切什科夫斯基只关注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对于物质问题没有兴趣。[6] 根据以上两个观点，似乎可以合理地推断出：切什科夫斯基和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在基础结构上并无矛盾之处；只是在一些问题领域的关切上以及政治立场上，两者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显然，这两个观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割裂之处。假如马克思只是在问题领域的关切上不同于切什科夫斯基，那么实际上是默认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方案直接地继承于切什科夫斯基。而这样一来，一是间接地夸大了切什科夫斯基对马克思的影响，可能会遮蔽马克思思想本来的面貌；二是悬置了我们本来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切什科夫斯基和马克思之间到底存在何种内在的联系，又存在何种内在的差异。 因此，为了解决现存解释中存在的割裂之处。本文力图以一种更为内在的方式来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首先，的确，切什科夫斯基和马克思并无直接的思想交锋，甚至马克思本人对于切什科夫斯基表现出了明显的反感：“这个采什科夫斯基……有一天真的在巴黎(《德法年鉴》的时代)访问了我，他弄得我简直一点不想，也无法去阅读他的拙劣的作品。”[9]尽管有研究者指出，马克思的这段话其实是对切什科夫斯基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6]不过，单就实践哲学领域而言，两人也的确并未发生直接的书面对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讨论切什科夫斯基的实践哲学如何影响了马克思的问题，其实是“不合法的”，且这种研究方式极容易变成“外在比较”的分类游戏。不过，我们可以转化一下研究思路，只是将切什科夫斯基和马克思视为两种并行的“实践哲学”方案。根据这种思路，我们处理的是两个思想之间在操作程序上的内在对话，这样则能规避掉过去研究对于外在差异的偏重。其次，切什科夫斯基的最大意义在于，他系统性地提出了一套全新的“实践哲学”，其全新性体现在三个方面：将思辨的认识从过去拓展到未来、从思辨理性到思辨意志、从理论的生活到社会生活。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切什科夫斯基的实践哲学也充分地暴露出了革新过程中所面临的两个关键问题：其一是如何处理实践哲学和传统以理论理性为核心的哲学之间的关系；其二是实践哲学应该基于何种独立的原则，才能真正具有革新性。同样的，青年马克思很早就明确地提出，要通过一种实践哲学来克服黑格尔哲学的问题。但是，从他的思想发展上来看，青年马克思始终也面临着一些类似的问题，直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青年马克思才明确地将“对象性活动”确立为实践哲学的第一原理。[10]依据这种内在对话的思路，固然马克思没有在观点上直接接受切什科夫斯基的哲学，但是他们二人面对的问题领域是类似的，而切什科夫斯基所面临的困难也是马克思所需要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