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明确提出了资本发展的四重内在界限：“(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货币是生产的界限；(4)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97页)马克思认为，这四重内在界限决定了：其一，资本不存在任何一种形式的自洽系统，它的发展决定了其自我否定和自我扬弃的必然趋势；其二，资本越是试图打破其固有界限，它的发展就越是会趋向于自我否定和自我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总是竭力克服它所固有的这些限制，但是它用来克服这些限制的手段，只是使这些限制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在它面前。”(《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278页)然而，进入数字时代，资本不仅凭借数字技术的助力缓和了自身的矛盾和冲突，更是利用技术拜物教的意识形态作用，将其增殖本性美化为“朝向一种新文明的历史的超越”(马尔库塞，第36页)。由此，数字技术能否突破资本的界限与掌控成了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为了深入解答这一问题，必须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重新梳理和阐明资本的四重内在界限、技术的固定资本本性，以及资本的矛盾运动规律。 一、关于数字技术能否突破资本界限的现代论争 在数字时代，资本利用数字技术的变革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力量，使得技术在形式上拥有了克服一切资本界限的强大力量。在技术创造的文明幻象中，仿佛一切现代性危机都可以得到解决，一切限制都可以被打破，甚至资本的增殖本性都被美化为一种代表着更先进、更文明、更高效的理想社会图景。“技术的控制看来真正体现了有益于整个社会集团和社会利益的理性，以致一切矛盾似乎都是不合理的，一切对抗似乎都是不可能的。”(同上，第10页)由此，关于数字技术能否突破资本界限的问题成了当代西方学者讨论的热点话题。 其中，持肯定意见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一是技术解放论。这种观点认为数字技术“类人智能”属性的提高可以彻底消解人类劳动、人类智能的有限性，甚至能够消解贫富差距、阶级对抗等资本运动的终极难题。超人类主义者库兹韦尔、博斯特罗姆、富勒和技术自由主义者凯利、莫尔等人将技术自主性的完善视作现代世界的根本保证，认为数字技术的类人力量和无限性趋势不仅可以突破现成资本的限制，甚至可以消解人类活动的限制，使人类成为某种超人类或者后人类的物种。二是技术存在论。拉图尔、斯蒂格勒等人认为，人的本质是缺乏本质，因此必须通过技术方式建构、充盈此在(Dasein)。技术具有自反性和治愈性的功能，尽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带来了诸多异化，却是一种积极的历史建构，可以创造出自主的、独立的革命力量以及贡献式的、巴塔耶式的新的经济模式，从而在根本上超越资本主义的统治，建设一种全新的知识共产主义。“数字网络技术及其带来的可能性，是一个建立在第三持留的生产和共享基础上的贡献型社会。”(Stiegler，p.40)三是左翼加速主义的技术加速论。威廉姆斯、斯尔尼塞克等人主张通过技术加速超越资本界限，进而埋葬资本主义。他们认为，资本不仅限制技术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无力掌控技术进步生成的变革性力量，只有通过数字技术的发展激化并超越资本的内在矛盾，在资本主义原本速度的基础上再加速，才能推动资本主义走向后资本主义，“现存的基础设施并不属于需要摧毁的资本主义阶段，而是走向后资本主义的跳板”(Williams and Srnicek，p.355)。 持否定意见的主要以右翼加速主义者尼克·兰德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技术的加速只会发生在资本体系中，不可能超出资本的运动逻辑；尤其是，数字技术和控制论系统是资本主义的技术奇点，它们可以彻底释放资本的生产潜力，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不断发展、资本增殖逻辑不断强化，进而到极致，从而完成彻底的加速革命，使资本主义社会体制成为最强且最好的社会体制。 以上几种观点形式上包含着对立的倾向，实际上却分享着共同的前提，即撇开了历史的进程，撇开了数字技术生发的社会现实基础——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将数字技术抽象为一种非历史的、独立性的存在。然而，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来看，任何关于现代技术的认识，无论是浪漫的，还是反动的，只要没有深入资本的现实的辩证运动，就不可能脱离唯心主义的地基。对此，马克思早在批判庸俗经济学家罗德戴尔时就说过，“罗德戴尔把固定资本说成是和劳动时间无关的、独立的价值源泉，是何等荒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92—193页)。资本的增殖本性会将活劳动的一切力量都转变为自身的力量，因而技术作为活劳动固化在物质对象中的一般劳动必然从属于资本的逻辑。此外，“决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界限都当做限制，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结论说，资本已在实际上克服了它，并且，因为每一个这样的限制都是同资本的使命相矛盾的，所以资本的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同上，第91页)马克思并不认同技术本身的加速、革命乃至解放作用，相反，他认为现代技术对资本的内在界限的突破只是观念上的突破，而非实际上的克服；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越是展开，越是具有力量，就越是与资本的原则本身相矛盾、相冲突，因而资本力图利用技术克服一切限制的趋势最终都会趋向于自我限制。马克思得出这一结论，主要是基于他对资本的四重内在界限及其矛盾规律的认识。 二、资本的四重内在界限 纵观马克思的思想历程，面对资本的界限和矛盾，他从未单纯地从技术维度论证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和崩溃，也从未建立起一种纯粹的技术解放路径。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决定了资本必然会产生消灭自身的现实条件，决定了资本在其无限的扩张运动中必然会遭受无限的阻力。“资本的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同上)因而不需要技术的加速、工人的自治①，资本就酝酿了消灭自身最大的力量。对此，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明确指出了源自资本本性的四重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