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重新解读“导言”何以必要 思想史研究有一条“铁律”，即经典著作需要反复研读，且“常读常新”。“导言”是马克思“1857—1858年手稿”中“具有极端的复杂性并引发了巨大争论”②的篇章，也为我们所熟知。很多论者在梳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历程和阐释其资本理论的时候都会提及它，更有研究者对其重要段落乃至文本内容进行过详略不一的解析。然而，检视迄今为止的研究，我认为存在着如下的不足。 其一，这部手稿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部“危机之书”，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1857—1858年危机”催生的产物。然而，很多论者却基本上是在抽象的哲学层面上理解“导言”并引用其中的论断，并没有将这一文献所表达的思想及其论述逻辑置于当时特定的情境之中，与马克思为应付危局而赋予自己“双重”的理论任务(加强对“当前的危机”的研究和撰写“政治经济学原理”③)紧密联系起来进行探究，因而也就无法体悟马克思何以在触目惊心的资本扩张和投机所引发的金融动荡中却“反差”性地用“物质生产”来“对自己的工作定位”的良苦用心和深长用意。 其二，对“导言”文本内容的解读始终处于不细致、不完整的状态。在西方学界，即便非常看重这部手稿的研究者，对“导言”文本内容的解读也大都失之简略、粗陋，甚至外在和“离谱”。我们不妨检视一下几位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的情况。自称撰写了有关这部手稿“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研究著作”的内田弘，在对“导言”内容进行解读时，刚引用了第一句话“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④，就撇开马克思随即提及的斯密和李嘉图、文化史家、卢梭乃至斯图亚特等，岔开话题，迫不及待地要“从对黑格尔的批判开始”进行阐释⑤。安东尼奥·奈格里以《〈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为名的著作则并非系统的专著，而是其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九次讲座讲稿的辑录，除了指认这部手稿“不仅是一本经典性(genetico)的著作，而根本上是一本展望性(prospettico)的著作”外，就文本解读来说实际上徒有其名——专门讨论“导言”的第三讲由于执念于“证明扩充我的假设是有充分理由的”和“对抗性趋势的方法”⑥而放弃了对内容的细致梳理。马塞罗·默斯托主编的论文集《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年》中提供了一篇他自己撰写的关于“导言”的论文。在对具体内容进行分析时，也是首先引用了手稿中的第一句话，还没有认真分析马克思与其他思想家的分歧，就直接跳跃到了对第二自然段内容的论述。⑦大卫·哈维则在新近出版的关于这部手稿的研究著作中公开声明，鉴于这是“马克思在一个相当疯狂的时期内疯狂地写给自己的笔记”，“最有趣也最难处理”，因而他拒绝那种“非常细致、深入、系统的阅读”，因为“以这种方式阅读，为了弄清楚仅仅几页的意思，读者很容易花上一周的时间”。为此，他选择只“聚焦于《大纲》中被马克思定义为中心任务的事情”。他对于“导言”的解读也照此准则处理——他把我们以下要解读的第1节的丰富内容仅仅概括为“对自由主义个人观的批评”⑧来敷衍。 其三，在苏联，曾经阅读过这一手稿并首次将“导言”刊布的考茨基“不知道如何处理”其思想，只好将它视为与其整理的《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学说史”)完全没有关联的两部著述。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专门负责完整的“1857—1858年手稿”整理工作的保罗·维莱拉(Пола Велера)则没有留下任何涉及其思想的公开文字。而对包括这部手稿在内的《资本论》“准备材料”做过大量文献学考证的维戈斯基(В.С.Выгодский)，则因“导言”“没有打上辩证唯物主义(这导向了剩余价值理论)的印记”⑨而看轻其理论分量。倒是国内有个别研究者发表过关于“导言”的专题论文，紧扣内容细致地解读过其思想。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学者在这一文献研究上的粗疏状态。但是，由于受苏联传统观念和研究思路的影响，这些论者对“导言”思想的把握，倾注在“物质生产”中的“物质性”和一般唯物主义原理的强调、辩护上，而没有充分理解马克思何以在“个人”和“总体”间关系的意义上诠释“物质生产”的深刻意图。此外，这些论者也没有体会到，马克思这部手稿不是通过对他人及其观点的驳斥来证明其思想的正确、完善和真理性，而是借助对有关问题的不同主张进行对比和辨析，逐步探索和廓清自己的思路、观点和框架。换言之，马克思在这里不是宣布真理，而是探索、锻造、推进理论。所以，该手稿所提及的包括古典经济学家在内的数量庞大的思想家，既是马克思的“批判”(德国古典哲学意义上)对象，又均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和参照，因而也成为马克思思想建构的“参与者”。由于这些研究者并不理解这一点，导致其细致的解读并没有达致应有的效果——呈现不出马克思探索的宽广视域和驳杂图景，思考中经受的痛苦、犹疑、矛盾和反复，以及凝练出的思想的丰富性、复杂性、变动性和开放状态，反而在对“导言”的总体把握、思想建树及当代意义阐释方面逊色于西方学者的某些“洞见”。 正是基于以上的清理和省思，我们力图站在当代思维和现实境遇的制高点，依据完整而权威的文献重新启动对“1857—1858年手稿”这部重要著述的研究。不仅要弥补以往关注不够乃至并不知晓的文献部分的讨论，更要对“导言”这样似乎已经熟悉但并未理解透彻的篇章加以更为细致、深层次的解读。本文就是为此而做出的努力，限于篇幅，我们这里只分析其中第1节的内容。 一、“政治经济学原理”与现实经济状况的关联及“错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