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打造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通史创新体系，形成了一套理论共性与学者个性互为补充的编纂理念。其中，尚钺有意识地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符合中国历史和国情发展的通史理念，历史基础扎实，理论优势突出，学术创新明显。其就职中国人民大学期间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是新中国成立后编写的第一部通史著作，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重大。该书阐发的“魏晋封建论”和“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论”构成了尚钺关于中国古史分期的核心观点，在新中国初期“五朵金花”的学术论争中占据一席之地，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力和持久的学术论争。 关于尚钺著述的研究大体分为两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在《中国历史纲要》正式出版十余年内，相关评议带有很强的时代印记，集中在两个方面。初期集中讨论《中国历史纲要》，大概有二十多篇书评，其后集中讨论尚钺史学观念中的“修正主义”，大概有十多篇文章；①第二个阶段在改革开放以后，讨论趋于理性和客观，也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关于“魏晋封建论”和“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论”的评述以及尚钺的史学思想②，其二是关于尚钺著述在新中国初期遭受批判的缘由、过程和影响。③以上成果对于探讨尚钺的学术人生、理论价值和史学贡献有很大帮助。但是学术界对于集中体现其理论建构的《中国历史纲要》及相关讲义缺少细致的分析，对于其阐释通史编纂理念的著述也缺乏系统性研究。④尚钺一生的荣辱起伏与其通史创见相关，其他研究成果以及关于史德坚守与真理追求的论述亦由此引申而来。本文结合尚钺两部通史以及其他相关著述，分别从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性、揭示社会发展形态的规律性、呈现阶级立场的人民性、追求客观求实的科学性四个方面，挖掘其带有方法论性质的中国通史编纂理念，揭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构建中国通史框架、阐释中国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的缘由和价值，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历史智慧和理论资源。 一、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性 马克思有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⑤改变世界的前提是解释世界，解释世界的目的是改变世界，二者都很重要，而改变世界更为重要。正因为如此，无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走向解释世界进而改变世界的道路。革命者从事革命工作不仅体现在组织政治和军事斗争，打倒剥削阶级和反动势力，也体现在理论研究和著书立说，改造一部分民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历史观。 从事历史研究之前，尚钺阅读文学名著，喜爱文学创作，很大程度上是看重文学作为一种思想武器所发挥的实际功用。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展开第二次合作。尚钺由郭沫若介绍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军衔中校，职务是图书资料室主任。1940年，蒋介石强制要求第三厅全部公职人员加入国民党，阴谋没有得逞。第三厅最终改组为文化工作委员会，仍然由周恩来和郭沫若领导，但是实际工作很难展开，共产党员在国统区活动处处受限。中共中央对国统区的文化运动做出明确指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党(敌占大城市亦然)应对发展文化运动问题特别提起注意，应把对文化运动的推动，发展及其策略与方式等问题经常放在自己的日程上。”⑥周恩来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挑选一批具备学者特质同时又搞过文化工作的同志专门从事学术研究，以便将来在学术、思想、文化等领域与国民党展开有深度的斗争。 其中，与尚钺谈话的是同在第三厅任职的思想史研究学者杜国庠。尚钺实事求是地表示自己没有研究过历史，感到很吃力。杜国庠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做例证，表明只要将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就能有所成就；从事学术研究本身也是创造历史，是另一种类型的革命工作。这次谈话打消了尚钺的顾虑，鼓舞了他为革命而从事学术研究和理论宣传的信心。据尚钺自述：“杜老的谈话我永远不会忘记，因为他点燃了我心中的矿灯，给了我探索知识宝库的勇气和力量。”⑦杜国庠和尚钺都是天生具有学者特质的革命同志，所以很容易产生思想共鸣。此后，尚钺一边研读马列著作，一边向郭沫若等前辈学人请教如何做研究。 皖南事变爆发后，尚钺按照党的指示来到云南昆明的云瑞中学教书，第二年由楚图南介绍到云南大学历史系，一边从事革命工作，一边讲授中国历代文献和中国通史两门课程。尚钺此时的历史研究处于入门阶段，无法提出独创性的观点，所以通史讲授借用范文澜的“西周封建论”作为教学依据。1943年，好朋友华岗来到昆明，接替中国历代文献的授课任务，尚钺得以集中精力研究和讲授中国通史。尚钺经常到华岗家中，两个人除了谈论如何组织西南地区的知识分子统一战线，“有时也探讨学术问题，如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这样久？中国古代史分期和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⑧经过刻苦阅读和勤奋钻研，尚钺逐渐对中国历史形成了独到的见解。据他自陈：“截至此时我对历史的研究仅仅是个开始，但我已经感到了大量枯燥史料掩盖着的却是无穷趣味。我到云南之后的这八年边教边学边研究，为我后来主编《中国历史纲要》等著作奠定了基础。”⑨在此期间，尚钺独立撰写学术论文《释臿——从中国古代农具发展探讨古代社会》并发表在《中山文化季刊》1944年第2卷第2期，在历史学界崭露头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