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进程的加快，如何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提炼原创性、标识性概念渐成学术热点，其中，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尤其受到关注，相关成果大批涌现。众所周知，中华民族具有“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①的优良传统，传统史学的积淀极其深厚，并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了富有自身特色、自成一体的概念体系以及由此建构而成的思想体系。“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②，深入发掘中国古代史学概念的生成路径与史学思想体系的建构过程，不仅“是当今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资源和依托”③，而且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其他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也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一、中国古代史学概念的生成路径 概念是对事物本质属性的概括，反映的是人类对客观事物状态、属性的思考和认知，是构成思想体系的基础性要素。近20年来，概念史研究虽热度不减，出版了一批颇具分量的研究著作④，但分析视角主要集中于近代，对古代史学概念及其思想文化内涵的研究相对较少，部分中国史学史论著尽管也对古代史学基本概念及其内涵进行了剖析，但未从概念史视角切入，一定程度上仍属于静态的研究。由于“中国古代史学家善于提出并运用概念表达他们对史学的理论思考”⑤，传统史学丰富的思想内容“往往浓缩在简要的概念、范畴或类若格言的语句之中”⑥，因此，分析中国古代史学概念的生成路径，不仅有助于从新的角度挖掘这些概念的生成过程和主要内涵，而且有助于加深对传统史学的理解。 总体来看，中国古代史学概念的生成主要沿着两条基本路径展开：一是基于现实关怀的历史认知，表达了对历史的认识，属于历史理论范畴；二是基于史学实践的理论方法，反映为书写历史时所应遵循的宗旨、原则，属于史学理论范畴。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史学的概念体系。 作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中的核心词汇，“天人”“古今”相关概念的生成及演化过程即反映了这种现实关切下的历史认知。在文明起源的早期，由于受生产力水平和认知手段的限制，先民们无法对许多自然现象作出有效解释，形成了“天”主宰万物的观点，并往往在现实的国家治理中，将神秘的“天”与现实世界中的“人”联系起来，认为天意与人事交感相应，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能影响天的变化。围绕天与人之间的关系，西周时期，出现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周书》)的思想主张，《周易》更是一部“推天道以明人事”⑦的著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彰往而察来”(《周易·系辞下》)、“疏通知远”(《礼记·经解》)等主张把握古今变化发展规律、重视历史经验的观点，“法先王”“法后王”“师今”“循古”等概念相继出现。西汉时期，史学家司马迁在前人基础上，将通变思想与古今观念结合起来，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一重大命题，并对黄帝至汉武帝时代的兴亡盛衰、时势之变进行考察，直接影响了其后史学家们的思维方式，成为传统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⑧。 与“天人”“古今”不同，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核心概念的“史鉴”“史义”则来源于历史书写的实践。其中，前者表达的是史学的社会功能，后者表达的是史家的著史宗旨。“史鉴”即“以史为鉴”，滥觞于周人的“殷鉴”，反映了周人对历史的自觉反思。《尚书》《诗经》等典籍多次提及周人的“殷鉴”观念，如“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尚书·周书》)，“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经·大雅·荡》)等。秦、隋二代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引发了后人的深入思考，西汉“过秦”，唐初“鉴隋”，更将中国古代的“史鉴”思想推向高峰。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中国，“以史为鉴”不仅是高明政治家为政施策时注重从过往历史中借鉴得失、汲取经验的理性自觉，更是描述历史学社会功能的重要概念。司马迁言“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⑨，荀悦指出“君子有三鉴，鉴乎前，鉴乎人，鉴乎镜”，认为“夏、商之衰，不鉴于禹、汤也”⑩。司马光等撰写的《资治通鉴》，更将传统“史鉴”思想推向了新的高峰。“史义”是从历史书写实践中凝练出的术语，在构成史书三要素的“事、文、义”中，“史义”尤为后人所重视，及至清代章学诚，更是在孔子“事、文、义”三要素的基础上，融入才、学、识史家修养论，把史义提高到超越史事与史文的高度来认识，提出“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11)。“史义”这一概念从孔子修《春秋》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经过历代史家的不断阐释，内涵持续丰富。 总体来看，无论在历史层面还是史学层面，中国古代史学概念都非源于纯粹的逻辑演绎，而是来源于对客观历史的认知和史学实践，此即清人章学诚所云“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12)。 尽管历史的发展和史学的实践是史学概念的重要来源，但一个概念能否为学界所接受，还需要史学家们的理论加工。在中国古代，对史学发展的反思和总结是凝练史学概念的重要途径。 譬如，作为衡量史家道德水平与学术能力重要标准的“良史”概念，最早由孔子提出。在赞誉晋国史官董狐时，孔子云“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13)，这里的“书法”主要是指以《周礼》为中心的礼法。可见，孔子眼中的“良史”，是秉持礼法道德标准书写历史的优秀史家。随着史学实践的深入，“良史”被赋予更丰富的内涵，班固曾言“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4)。可见，到了东汉时期，善于编排和叙述历史，文字上做到质朴简洁，内容上做到全面准确，以秉笔直书的精神撰写历史，都成了“良史”必须具备的素养。到了宋代，曾巩进一步以“明”“道”“智”“文”定义良史，使良史的意蕴更加深厚，其云：“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15)清人章学诚将“心术”引入“良史”概念，提出“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16)。“心术”是道德的反映，章学诚将“心术”纳入良史，即是视“史德”为良史的基本标准，要求作史者辨明主客观关系，端正心术，忠于历史事实。可见，经过历代史家的不断丰富与提炼，“良史”内涵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史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