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访谈中，当俾斯麦被问及他最喜欢哪三本书时，他说，“圣经，莎士比亚的，兰克的”。①这位近代德国的缔造者的话并不是随便说说。他喜欢圣经、莎士比亚、兰克的理由就在于这三者都具有非凡的叙事力量，这是三者的共同本质。“他人就是自我的一个复本”，②这意味着人总是嵌入在历史中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是历史性的存在。历史性就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部分表现在人的叙事能力上，因此共同体需要历史叙事，历史培养的记忆是一个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记忆。③人类的身份、意识、归属、价值与意义是在叙事中生成与展开的，深受过去的塑造，也参与当下的建构，并面向未来的想象。历史学不仅仅是叙事的集合，也不仅是为现实提供认同的来源，更是一种改革的工具和塑造未来的手段。④近现代史学的两百年发展历程也不断证明历史书写所具有的这种复杂性。 一、欧洲史学、西方史学与世界史学 俾斯麦时代的文史正处于单立门户的时期。尼布尔对这种分离运动做出了最重要贡献，托马斯·麦考莱(Thomas Macaulay，1800-1859)称尼布尔的《罗马史》(1811—1832)是欧洲思想史上的一个时代。⑤他将怀疑主义引入了历史研究，展示了如何分析历史资料、摒弃无价值的材料，以及如何揭示可以重建历史事实的要素，从而开创了近代科学历史方法。近代史学的诞生不是某一部作品孤立完成的，而是德国学术制度、方法论与史学观念在19世纪初中期的一场深刻变革。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历史科学之父”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的处女作《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中所提出的“如实直书”写史理念。追求客观性是历史学家的职责，但任何学术研究不能完全脱离其产生的政治背景，既受其影响又反映或塑造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追求纯粹的学术研究是一种理想，最终难免与政治影响联系在一起。⑥学术研究在政治运动、社会变革以及政府决策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兰克通过学术研究，影响了西方对民族身份和历史叙事的理解，进而影响了世界史学术进程。 《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出版于1824年，该书最广为人知的一句话是：“人们赋予历史审判过去、教育当代、造福后世的职责：然而历史并不自居于如此高远的使命，它只是想展现事情真实的本来面貌。”这里强调的是实证和原始资料在历史写作中的重要性，主张以更加客观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历史。此时的历史学在方法上变得更加自信了，并证明自己有能力将人们普遍感受到的对世界进行历史性理解的需求(“历史主义”)转化为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对过去的诠释。⑦这种“如实直书”的原则开创了近代史学专业化的写作模式与教学体系，预示着欧洲史学的诞生，也是欧洲史学逐渐演变为西方史学，成为近代史学发展的起点，迄今恰好有两百年左右时间。 《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使他闻名德国，柏林大学也因此于1825年聘他授课。兰克开始以研讨班的形式推广系统的文献评估方法，并向他的学生们传授如何“如实直书”以重现过去的理想。兰克培养了整整一代历史学家，这些历史学家又将他的方法传播到世界各地。在德国之外，他的思想在英国和美国尤其具有影响力。兰克的治史方法、教学理念深刻影响了近代史学的发展，他的巨大贡献就是他全心全意地献身史学，把它当作一门独立的科学，而不当作其他学科的婢女。⑧正如汤普森所说：“兰克的伟大成就和世界范围的影响并非来自讲课，而是他在柏林首创的历史研究班里当导师的天才。直接间接从这个研究班为德国各主要大学培养出一百多位卓越的学者。这些学者又根据兰克的传统培养学生，不只为德国而且还为美国培养了不少历史学家。”⑨在此意义上，兰克的首部作品堪称近代史学的开山之作，标志着近代史学的诞生，亦奠定了欧洲史学的所谓合法性。⑩也正是兰克和他的弟子们奠定了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并向世界各地传播，从而把“欧洲史学”的观念变为“西方史学”的观念，其内涵、外延与边界都大大延展了，并为当今的“世界史学”奠定了基础。 在这股德国史学模式向外传播的潮流中，美国史学界受到显著影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人物便是美国历史协会重要创始成员赫伯特·亚当斯(Herbert B.Adams，1850-1901)。他于1874—1876年留学德国，游学哥廷根、柏林和海德堡等校，深受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1808-1884)、约翰·卡斯帕尔·布伦施利(Johann Kaspar Bluntschli，1808-1881)、兰克等人的影响。在海德堡获得博士的亚当斯于1876年回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把研讨班(seminar)的授课方式带到了美国，该研讨班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楷模。留学经历使亚当斯深谙历史研究与国家构建之间互动的密切关系。亚当斯深信“政治生源论”(germ theory of politics)，将美国的政治体制追溯到早期盎格鲁-撒克逊村庄体制中的假定起源，(11)这一盎格鲁-撒克逊共同体理念，表明历史学家也一直试图找到解决时代焦虑的答案。亚当斯主编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与政治科学研究》(12)丛书扉页的题签就是爱德华·奥古斯特·弗里曼(Edward Augustus Freeman，1823-1892)的那句名言：“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亚当斯的言行表明，欧洲史学所强调的政治服务功能，已深深嵌入美国史学界。(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