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疆域的形成历经了漫长、曲折的过程。自先秦迄清中期，伴随着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经多民族共同开拓的中国疆域逐渐稳固，从而为今日之中国留下了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人口众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两大历史遗产。①近代以降，伴随着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边疆地区大片疆土被列强蚕食鲸吞，中国疆域形态亦经历了由“无边天下”到“有限疆界”的变迁。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动力和演进路径是需要深入探析的问题。对此，学界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展开了讨论，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于逢春提出从“五大文明板块”认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的内在动力与机制。②杨建新将中国历史疆域形成的演进路径总结为“一个中心、两种发展模式”，即以中原为核心，中原开拓与边疆嵌入相互作用，促进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李大龙主张从历史时期“边疆”与“中国”交融的维度解释中国疆域形成的路径问题。③此外，赵永春阐释了“从复数‘中国’到单数‘中国’”的中国历史疆域演进形态。④本文希冀在相关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对此问题做一个较为全面的考察。具体而言，即从区域互动、经济交流、政治理念与制度保障四个方面揭明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动力，同时基于中原与边疆两种不同的视角来阐释中国疆域形成的路径。 一、区域互动是中国疆域形成的重要动力 地理环境塑造文明形态，从古代中国的地理环境和历代疆域的基本形态来看，东部与东南部面临浩瀚的大海；北方延至寒冷、荒无人烟的亚极地区域；西北为瀚海戈壁，再往西，则是天山、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西南青藏高原有喜马拉雅山等崇山峻岭。由于东边是海洋、北部是亚寒带、西部和西南部有崇山峻岭环绕，这在生产力落后的前近代可谓无法逾越的天然屏障。针对这一地理形态，吕思勉指出：“在现代世界大通以前，葱岭以东，喜马拉耶(雅)山系以北，阿尔泰山系以南，略与今日中国的国界相等，可以说自成一个文化区域。在此区域以内，彼此的文化，关系较深；对于这一个区域以外则较浅。在此区域之内，中国是文化的中心。”⑤历史时期，中国幅员辽阔的疆域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形态多样的地理环境：西部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使得中国地势西高东低，生活在西部的人群向东部大平原进发远比往西翻越高原、峻岭便利；北部草原、戈壁连接游牧与农耕地区，使得北亚与东北亚的游牧、渔猎人群多次南下，中原农耕人群亦多次北上。 正是在上述独特历史地理单元之中，古代中国不同地域人群生息繁衍，形成一些区域中心。关于“区域中心”的问题，已有学者从不同学科视角进行了研究。1981年苏秉琦在探讨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时提出，可将现今人口分布密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它们分别是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及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⑥从六大区系所处地理位置来看，显然正如苏秉琦所言，仅着眼于“人口分布密集地区”，亦即广义的中原地区，没有将边疆地区纳入考察视野。同年，费孝通从“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这一角度进行思考，阐释了中国历史上民族发展的“六大区域”和“三大走廊”。他指出：“从宏观研究来说，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至少可以大体分成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藏彝走廊，然后是云贵高原，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这是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我们必须从这个棋盘上的演变来看各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进行微型的调查。”⑦近年有学者从中国历史疆域构筑的视角提出“五大文明板块说”，即大漠游牧文明板块、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雪域牧耕文明板块、辽东渔猎耕牧文明板块、海上渔盐交商文明板块。⑧综合以上观点，本文认为不同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形态造就了古代中国的“六大区域中心”，即“泛中原农耕地区”“北方草原游牧地区”“东北渔猎耕牧地区”“西域绿洲农牧地区”“青藏高原农牧地区”“东南沿海海洋地区”。 相关研究表明，历史时期各区域间的互动是中国疆域形成的重要动力源泉。这一历史进程，可分为以下三个重要阶段。 第一阶段，新石器时代不同区域内部分别发展，区域间交流交融，完成了中国疆域大一统的“前期工作”。苏秉琦对这段历史做过精彩描述：大约距今5 000年前，在北至长城地带、南至长江以南的水乡、东至黄海之滨、西至秦晋黄土高原的这一广阔地区，“中华大地文明火花，真如满天星斗，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⑨这一时期，中华大地东西南北呈现出“满天星斗”“万国林立”的格局，各区域虽有着各自的文化渊源，却相互交流、彼此吸纳。彼时，随着“南稻北粟”农业大发展，人口急剧增加，各区域呈现出“大交融”的历史场景。⑩这种交流在地域和文化上催生了一个共同体，张光直称之为“中国相互作用圈”和“最初的中国”，(11)苏秉琦则冠以“共识的中国”。(12)不管是“最初的中国”，还是“共识的中国”，中国史前时代造就了一个大规模的“早期中国文化圈”。距今4 000年的时候，“早期中国文化圈”之范围与今日包括内地与边疆地区在内的中国疆域之轮廓已较为接近。尤其应该指出的是，这一文化圈的形成不是源于某个区域共同体的对外扩张，而是得益于不同区域共同体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13)各区域间的文化大融合，为夏、商、周政治共同体的发展奠定了地理和文化空间。 第二阶段，先秦时期随着中原王朝的兴起及中原作为中华文明核心区域逐渐统一并扩及周边，不同区域间发生交往交流交融，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初步形成。东汉班固曾在《汉书·地理志》中生动地追述与总结了先秦时期民族与国家之演变过程，再现了从先秦“万国”至秦朝大一统的历史情景：“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是故《易》称‘先王建万国，亲诸侯’，《书》云‘协和万国’，此之谓也……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为附庸，盖千八百国。而太昊、黄帝之后，唐、虞侯伯犹存，帝王图籍相踵而可知。周室既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转相吞灭，数百年间，列国秏尽。至春秋时，尚有数十国，五伯迭兴，总其盟会。陵夷至于战国，天下分而为七，合从连衡，经数十年，秦遂并兼四海。”需要指出的是，先秦时期，不同区域族群和政权间固然有冲突或战争，但都是天下秩序内部的竞争，越竞争各区域间的共同性越强、关系越密切。这是中国能够出现大一统王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得以长期延续，以及各族可以凝聚成超大规模共同体的重要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