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全球化语境之下，“想象力”已成为文化软实力最前沿的组成部分，对未来想象的定义权是当下世界大国力量博弈的新焦点。[1]然而，如何定义面向未来的世界想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提出、塑造面向未来的理论话语。长期以来，未来叙事的想象权被西方现代性话语体系所垄断，这一话语失衡亟待反拨，这要求文艺理论研究将视野投向全球南方，从去殖民化、去中心化的多元文化立场来重塑面向未来的叙事范式。本文选取“非洲未来主义”①(Afro-/Africanfuturism)、拉美“阳光朋克”(Solarpunk)以及亚洲“丝绸朋克”(Silkpunk)这三种新兴科幻美学作为代表，探讨在全球南方语境下兴起的科幻文学推想及其背后的文化动因，并尝试提出一个以文学想象为方法的“全球南方未来主义”批评理论框架。基于此，“全球南方未来主义”作为一种文学理论与美学实践，通过对语言形式、文化身份、时间逻辑和技术想象的批判性重构，推动文学想象与艺术实践成为反思当下、形塑未来的方法。 一、全球南方未来主义：以想象为方法的批评理论框架 全球南方未来主义并不是从简单地理概念中派生出的文艺思潮，而是一个从地缘与认知双重维度出发来重构未来想象的文艺范式与知识立场。这一概念体系借助全球南方的地缘政治视角，重新审视未来叙事的生产方式，将未来定义权之争置于南北、东西的地缘坐标之中，旨在突破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技术和发展话语。这一文艺思潮引入了传统上长期被忽视的全球南方的历史经验、文化记忆与社会实践，力图重新思考有关“未来”的理论话语，其核心不仅在于想象何种未来，更在于“谁有权定义面向未来的想象”，以及“以何种语言讲述未来”。换言之，它既是一种文学叙事、美学策略，也是一种批判性的价值立场，更是一种通过文艺实践去重构未来话语的方法。 就思想渊源而言，“全球南方”这一概念起源于20世纪中期第三世界发起的去殖民化政治运动，这里的第三世界不是地理范畴，而是一种基于反殖民、不结盟的政治共同体构想，即“第三世界并不是一个地理空间，而是一个政治性项目”[2]。换言之，所谓“第三世界”指涉的是一个政治想象的共同体，其历史经验、价值理想与组织实践在此后的“全球南方”概念之中得以延续与转化。20世纪70年代中期，“全球南方”一词出现，用于替代“第三世界”这一冷战话语。[3]32“全球南方”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1955年的万隆会议和1966年的哈瓦那“三大陆会议”，后者提出了反帝、跨国团结的“三大陆主义”(Tricontinentalism)精神，将非洲、亚洲与拉丁美洲的解放运动视为一个共享命运的思想体系，因而“全球南方”本质上为一种“跨国政治想象”(transnational political imaginary)。[3]19，33由此可见，“全球南方”是一个不断生成的政治概念与意识形态立场，源自全球被压迫群体对共同处境的认知及其表达出的抵抗意愿，旨在重塑全球权力格局与知识秩序。综上所述，作为一个全球性新兴的经济与政治力量，“全球南方”意指那些由曾经处于殖民或半殖民地位，在冷战与去殖民化进程中以“第三世界”名义团结在一起，并在全球化时代发挥比较优势，赢得独立自主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与国际话语能力的国家与地区构成的历史、政治共同体。[4] 以上论述为全球南方未来主义提供了理论资源，后者作为一种文艺实践，在不断重写世界关系与未来想象的过程中，首先体现出的便是去殖民化、多元协作的价值立场。来自全球南方的未来想象往往从基础设施的不稳定性(infrastructural precarity)出发，不追求宏大的乌托邦，而以水、电、住房、社区网络等日常基础设施成为描绘的对象，在资源受限的条件下通过抵抗、修补与协作的实践，去探索构建另一种世界的可能。[5]如此，其叙事可以让多种被边缘化的经验与感知方式重新进入关于未来的设想之中。然而，“去殖民化”(decoloniality)并不简单等同于“去西方化”(de-westernization)，后者虽然挑战西方中心主义，但未能触及殖民性的深层知识与存在结构，而前者的立场则要求从认知、存在与情感各个层面去想象并实践“成为去殖民主体”的过程。[6]125换言之，“去殖民”不应被解读为一种对立的姿态，而是一种“知识论的断裂实践”(epistemic disobedience)，即在现代殖民知识体系之外去重建感知与思考的方式。[6]161值得注意的是，去殖民化并不拒绝普遍性，而是去重构普遍性的内涵，推动“多界共生”(pluriversality)思想的形成。[6]147这一思想在埃斯科巴尔(Escobar)提出的“多世界共存”(pluriverse)中得到方法论延展，后者强调以多界共生与互相依存为基础展开未来构想。[7]这意味着，真正的普遍性应当建立在多重世界共存的基础之上，未来不再是一种同质化的线性时间观，而是由多种历史、异质性知识与多样性经验相互交流而形成的开放性过程。这为全球南方未来主义文艺思潮奠定了认识论的基础。 如果说去殖民化、多元协作的未来观彰显出全球南方未来主义的知识立场，那么科幻理论则为其提供了美学与方法论的核心。达科·苏恩文(Darko Suvin)的科幻理论为这一去殖民化的认知实践提供了方法论支撑，正如他在《科幻小说变形记》(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1979)一书中开创性地将科幻定义为“认知性异化的文学”(the literature of cognitive estrangement)，其本质在于通过理性地创造想象世界来建立批判性的认知距离。[8]4为了解释“异化”的生成机制，他创造了“新奇要素”(novum)的概念，但又强调“新”始终是“一个历史范畴，因为它总是由历史力量在社会实践中生成，并在人的意识中结晶”。[8]80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未来考古学》(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2005)中提出一种以“历史性与集体性愿望满足”(historical and collective wish-fulfillment)为核心的乌托邦生产心理机制，指出乌托邦的关键不在于构想未来蓝图，而在于通过这种愿望结构揭示其所处时代的“历史可能性条件”。[9]他明确将科幻视为独特的认知“方法”，即一种通过想象未来而理解当下的历史化手段，以间接性的方式将现实世界位移到假想的未来时空之中，使得读者在返回现实之时可以重新审视当下，科幻因而成为一种批判性介入的工具。[10]在这一意义上，科幻的功能是社会批判，正如“故事永远也是历史，科幻则是一种想象性的历史叙述”[8]80，科幻的想象并非逃离现实，而是通过异化获得理解现实的新角度。科幻文艺理论无疑为全球南方未来主义成为一种文艺批评范式提供了方法论基础。苏恩文提出的“认知性异化”在全球南方语境之中不囿于对资本主义技术理性的质疑，还可推演至对殖民现代性话语的批判。詹姆逊则提供了历史社会维度的思考路径，全球南方未来主义的文学叙事亦是一种乌托邦考古，它通过回溯被压抑的历史与集体经验去想象未来，从而实现对历史的再语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