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同时期西方尤其是北美的人文思想和理论大量“同步”输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是最早到中国讲学的西方学者之一，他本人及其理论在中国的“旅行”对中国人文学界的影响，一度呈现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今天，当我们回望那段旅程，回望詹姆逊的思想与中国本土语境的对接和碰撞，会发现他的在场就像是置于接受主体面前的不同历史节点的镜像装置，我们既可以在这个装置中投射自我的理想、建构想象的未来，又可以从中返身自视，做着各种理论远眺和文化自看，并由此表现出各种伪装性的“受体”姿态。若在中国现代性的历史情境中分析詹姆逊的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史，则这一接受史很大程度上是不同时期中国学术界的文化欲望的征候式投射，沿用詹姆逊的说辞就是，这些类似于“象征行为”的言说无法逃离“政治无意识”的运作，显示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逻辑”。 因此，要谈论詹姆逊在中国的接受史，仅通过学术检索进行影响“验证”是不够的，而需要对某些历史时刻进行历史化的理解。有三个这样的时间节点，因为一种“错时”的辩证法，使接受者的“语言管理”有助于我们阅读“接受—反应”的历史征候学：詹姆逊1985年以“超前”的先锋姿态进场，1990年以“西方中心主义”成为助推自我中心主义替代方案的牺牲品，2002年以“西方霸权”成为被冒犯者的否认对象。这三个节点的詹姆逊形象都是被指认的，并且三次指认行为皆与指认者自身的历史境遇有关。 一、他者的询唤：后现代主义 1985年9月至12月，詹姆逊经好友王逢振介绍，应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和西语系的邀请第一次来到中国，在北京大学主讲“当代西方文化理论”的专题课①。坦率地说，这并非教学所要求的完备而系统的“当代西方文化理论”概论，而仅是詹姆逊本人的文化理论，他在《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1981)等著作中称之为“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或“文化阐释学”，其根本要义是依照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将人类的所有文化行为——从文学、艺术、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到有关它们的理论和批评——从根本上视作政治的、意识形态化的或寓言性的。基于不断历史化的辩证思维，马克思主义阐释学作为“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②，就是要综合其他理论和方法，通过在文本和历史之间的中介化运作，揭示人类文化行为和产品背后的政治无意识及其文化逻辑。 虽然讲的是詹姆逊本人的文化理论，但他的讲课内容仍算不上完备和系统。詹姆逊的文化阐释学有三个基础性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的“结构总体性”作为阐释的方法论原则，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的“欲望辩证法”作为文化阐释的目标，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象征化”作为文本阐释的技术切点，并且他对这些理论都有所改造。詹姆逊在北大的演讲包括五个部分。前三个部分集中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和意识形态概念，其中不时插入摩尔根、德勒兹、列维-斯特劳斯、哈贝马斯、弗洛伊德等人的理论，仅对他们的相关概念或思想进行概略性说明，关于马克斯·韦伯和尼采的内容虽然较为充分，但并不系统。第四个部分是叙事文本分析，包括一个中国古典文本和一个西方现代主义文本，可看作具体的阐释实践，其中也介绍了格雷马斯的符号叙事学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神话学，它们在詹姆逊的阐释学中既为叙事分析提供了阐释切点，也为他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从文本通向不在场的“历史”提供了中介化的语码转换技术。这四个部分基本上是对《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的内容的转述，该书不仅是詹姆逊早年的“马克思主义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另外两部是1971年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20世纪文学辩证理论》和1972年的《语言的牢笼——结构主义及俄国形式主义述评》)，也是自卢卡奇《小说理论：试从历史哲学论伟大史诗的诸形式》(1916)一书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为重要、最为体系化的成果之一。 詹姆逊的北大演讲的最后一部分题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其内容主要取自詹姆逊1982年的演讲“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以及1984年的著名论文《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其中既有对各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文本的分析，涵盖建筑、绘画和文学，也有对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种种特征的论述，这一后现代式“大杂烩”对当时中国的年轻听众来说无疑有一种非凡的震惊效果。从詹姆逊的思想演进来看，他的后现代主义论述其实是专注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化逻辑的《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的续篇，是他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对北美“当下”文化现实的介入。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文化阐释学是詹姆逊的北大演讲的真正主题，但1986年唐小兵根据演讲录音翻译整理的讲稿出版时，书名还是采用了最后一部分的“后现代主义”作为主题词，按乐黛云在该书《序》中的说法，这是詹姆逊考虑再三后亲自拟定的③。实际上，如果将标题定为“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也许更为恰当，这显然更吻合詹姆逊当时在北美的学术声誉，因为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对后现代的强力介入，不仅极大纠正了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大学知识分子眼中的形象，也为北美知识界大多数流于现象描述的后现代讨论注入了些许理论深度和历史洞识。但是，对当时的中国年轻听众/读者而言，“后现代主义”无疑是比“马克思主义”更具吸引力、更能体现“前沿”甚至某种“先锋”姿态的标题。一本书的命运就如同一个人的命运，一个误置的标题及其内容的接受，已然写就詹姆逊在中国的接受史宿命般的走向：从误读开始，又终于误读，尽管这一误读本身并非坏事。 北大讲学期间，詹姆逊还在1985年10月中下旬去往深圳，在深圳大学与北京大学合作开设的“比较文学讲习班”做了三次演讲——“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德国批评的传统”“法国批评的传统”，这三次演讲的讲稿后收录于1987年出版的《比较文学讲演录》一书，由刘象愚(当时用的笔名“行远”)翻译④。相较于侧重詹姆逊本人的文化理论的北大演讲，深圳大学演讲可以说是詹姆逊对自己借用的德法理论的回溯，所以，他有关德法批评的“德国批评的传统”和“法国批评的传统”并非对所论传统的系统梳理，而是选择性地侧重德国的辩证法传统，如阿多诺和本雅明的诗学思想，以及法国的辩证法传统和结构/后结构主义传统，如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格雷马斯的叙事符号学，这都是詹姆逊建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重要资源。“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则以资本主义文学在不同时期的风格表现为媒介，示范了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历史展开，相比北大演讲的“大杂烩”，这个演讲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论述更加集中于描述基本特征，比如平淡感、深度模式的削平、时间感和空间感的迷失。詹姆逊第一次中国行的两个系列演讲基本是一体的，涵盖了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主要学术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