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是子书发展史上最后的黄金时代，唐代以后，独立的子书著述几不复作，个人著述的主要方式，变为源于东汉、成于魏晋、兴于南朝的文集。然而唐代之后的文集，又以不同方式保留并延续了子书著述的旨趣，如韩愈、柳宗元古文的“杂著”之体，其作因事立文，标题往往不标明某体，与诸子篇章相类，这种现象在唐宋文集中并不鲜见，文章总集亦设“杂著”之体。唐宋至明清，诸多篇幅短小而相对独立的著述，常附属于文集，其中颇有在命名方式上近似于汉魏六朝子书之作。唐代文集中出现的这一现象，近代学者刘咸炘称之为：“自晋以降，文趋于华，子书多似文集，唐诸文人，抗志希古，矫之以质，文集多似子书，次山，矫质之魁也。故其文往往有诸子意，虽杂文亦然，不独《元子》《猗玕子》诸篇也。”[1](P471)“文集盛而子、史专家之沉没于其中者不少，其已成书者可以别出，乃有未及成书而其所作实出类拔萃”[1](P472)，以“文集多似子书”概括唐代以降文集中的杂著、杂文有诸子意，并有未及成书的“子、史专家”之作附于文集之中，庶几近之。 从本质上来讲，子书篇章与编入文集的各体文章有着很大的不同，章太炎先生在《文学略说》中以“著作之文”和“独行之文”加以区别：“著作之文云者，一书首尾各篇互有关系者也；独行之文云者，一书每篇各自独立，不生关系者也。……后人文集，多独行之文；惟正史为著作之文耳。”[2](P284)此说指出子书篇章为“著作之文”，相对于“独行之文”而言，经、史、子三部著述通常有一个完整自足的系统，其篇章之间相辅相成，并非独立于整体之作。钱穆先生《杂论唐代古文运动》一文指出：“在韩柳以前，中国文学著述，可分两大类。一曰散文，以勒为专书著述者为主，经史子三部皆是也。其有短篇散作，不为著述专书而有，则别有其应用之途。……盖专家著述，自东汉以下而渐衰，而此诸体乃与之为代兴。”[3](P56-57)韩、柳虽未特意追求子、史著述，但其作往往有别于诸多应用之文，自有其思想学术追求，后世学者亦有视其为一子者①。由此可见，收录于文集的单篇文章，虽与子书篇章有着本质区别，然因作者思想与学术方面的追求及表达的需要，而具备形式上是文集之文，精神上更接近子书篇章的可能。“文集多似子书”恰能概括这种不同著述形式之间互参的现象，并暗含了子书“专门之学”“一家之言”的特质，在著述宗旨的意义上对文集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虽然子书等著述附属于文集的现象，代表了文集兼容其他部类著作，走向了综合性与多样性，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文集自身依照文体序次分类，汇集相关作品的体制。只有当文集突破文体或文类序次分类的传统体制，建立新的体系，从著述宗旨上远绍诸子与子书，或以经世之学为本，或兼容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它才能由“专门之学”成就“一家之言”。这样的著作虽名为“文集”，但已远非辞章之作的汇编，从而具有学术著述的意旨。 一、“随事命名，不落体格”：“杂著”与诸子篇章 “杂著”(亦包括“杂文”)之所以成为一种体类，与文体分类后发于实际的文章创作有关，郭英德《〈后汉书〉列传著录文体考述》一文指出：“中国古代文体归类主要采用了‘因文立体’的路数。也就是说，不是先有文类的设定，后有单篇文章的创作和归类；而是相反，先有单篇文章的创作，后有多篇文章因其文体功能或文体特征的相似性而合并归类，并为之命名。”[4](P75)从范晔《后汉书》列传著录传主的各体文章之作开始，即有不明确归类的杂出篇章，如《班彪列传》记载：“(班)固所著《典引》、《宾戏》、《应讥》、诗、赋、铭、诔、颂、书、文、记、论、议、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5](P1386)《崔骃列传》记载：“(崔)瑗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所著赋、碑、铭、箴、颂、《七苏》、《南阳文学官志》、《叹辞》、《移社文》、《悔祈》、《草书执》、七言，凡五十七篇。”[5](P1724)其中，班固《典引》与《宾戏》，在《文心雕龙》与《文选》中，分别被归入“封禅”或“符命”，与“对问”或“设论”之体，而崔瑗《七苏》无疑与肇始西汉的枚乘《七发》一样，隶属“七”体。 《后汉书》列传著录的文章之作，其杂出篇章或数量较少，不宜单独成立一体或一类②，或性质不明，难以归类③。这一现象的意义，不仅在于“杂著”之体的成立是一种文体分类的权宜之计，更在于揭示“因文立体”的文章创作与文体分类规律，不论后来的文体分类如何精密，超出具体的政治和日常应用功能的学术文章写作，更有可能“溢出”文学批评家或文章选家所建构的体系。明代文章选家吴讷对“杂著”之体特性的概括，很准确地揭示了其体的本质特性： 杂著者何?辑诸儒先所著之杂文也。文而谓之杂者何?或评议古今，或详论政教，随所著立名，而无一定之体也。文之有体者，既各随体裒集；其所录弗尽者，则总归之杂著也。著虽杂，然必择其理之弗杂者则录焉，盖作文必以理为之主也。[6](P187) 无疑，“杂著”以议论为主，“杂”在于体制上的不拘一格，即“随所著立名，而无一定之体”，徐师曾则概括为：“以其随事命名，不落体格，故谓之杂著。”[7](P70)不过，主于论说，“随事命名，不落体格”的“杂著”之作，真正具备成为一种有意义的文体，而非收纳不宜细分或难以确定归属文章的“杂项”，则可追溯到韩愈古文。韩集中有杂著六十五篇，不到总数的十分之一，但包括了诸多韩文名篇：如“五原”，序跋类的《读荀》《读鹖冠子》《读仪礼》《读墨子》，解、说之体的《杂说四首》《获麟解》《师说》与《进学解》，传体的《圬者王承福传》，赞、颂之体的《后汉三贤颂》《伯夷赞》与《河中府连理木颂》，记体的《汴州东西水门记》，等等。亦有随所论之事立名，而不标其体之文，如《行难》《对禹问》《本政》《守戒》《释言》《猫相乳》等篇。这部分“杂著”因作者题名未标明文体，后人纂集自然难以归入既有的成熟文体；而从作者的角度看，虽然韩文中“杂著”很大一部分可以细分，议论文(包括假设问答与读书心得)之外，亦有“记”体文，但“杂著”明显有别于书启序、哀辞祭文、碑志、表状等应用性很强的文章，李汉编纂韩集时确立“杂著”一体，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韩愈以单行的各体散文为专家著述的旨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