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字在构成古典诗歌的语言材料中地位低微，以虚字入诗多遭讥评，而实际创作情况却大相径庭。虚字虽然无法彰显主题内容，但是能有力反映语体特点。诚如“凡多用虚字便是讲，讲则宋调之根”①所言，虚字的增减变化实为揭示诗体演进规律的重要线索。回顾既有研究，学界关于虚字的探讨多局限于对个别诗人、单篇作品中虚字修辞功能的分析，侧重于定性解读，而缺乏在全时段、全样本视野下的量化比较研究。有鉴于此，有必要引入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全量诗歌数据进行系统性的虚字标引，并结合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展开历时性、群体性的实证考察，以期破除传统诗学研究中依赖主观印象判断的局限，从量化分析的视角揭示在诗歌发展历史脉络中虚字使用所呈现的总体趋势、阶段性差异与个体化特征，进而深入探讨其与诗歌散文化倾向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虚字使用与诗体观念 “虚字”在古代也称为“辞”“语助”，这里的“字”多指语词而非单用字，与今天的虚词概念接近。虚字无实义，却对文意贯通至关重要。刘勰《文心雕龙》曾论及虚字对诗文创作的作用：“又《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句外。寻‘兮’字承句，乃语助余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岂不以无益文义耶!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于’、‘以’者，乃劄句之旧体；‘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据事似闲，在用实切；巧者回运，弥缝文体：将令数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外字难谬，况章句欤!”②刘勰指出了不同句位虚字的表现，并点明虚字可作“语助余声”、增强韵律，还可以“弥缝文体”、组织结构，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虚字的价值；然而，他仍将虚字视为一种“剩语”。 随着历代学者对虚字用法的认识持续深化，其功能和地位也随之得到进一步提升。清人刘大櫆便提及，虚字能够传递作者神态：“上古文字初开，实字多，虚字少。典谟训诰，何等简奥，然文法要是未备。至孔子之时，虚字详备，作者神态毕出。”③虚字虽不直接承载实义，却能巧妙地渲染作者情感、营造文章氛围。从这方面讲，文章用虚字有其独立于实字之外的重要意义。清代刘淇《助字辨略》有云：“构文之道，不过实字虚字两端，实字其体骨，而虚字其性情也。”④马建忠在《马氏文通》中亦有“实字其体骨，虚字其神情也”⑤的类似论述，从语法角度将虚、实两字并提，使得虚字彻底摆脱了实字的附庸地位，获得了应有的重视。 虚字的使用对于古代散文来说，无疑是正当且必要的。然而，以虚字入诗，尤其入律绝，却往往会招致诗论家的各种意见。关于诗歌能否使用虚字以及应当如何使用等问题，在唐及以前讨论不多。南朝梁钟嵘曾就当时诗歌创作中存在的“用事”流俗而殆同书抄的现象提出反对意见，其中便涉及虚字的使用问题：“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⑥不过，钟嵘提出的“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是从用事的对立面来说的，并没有正面探讨虚字使用的问题。 真正开始正面讨论虚字入诗并进行评鉴的情况，到了宋代才逐渐增多，至明清之际则蔚为大观。宋魏庆之《诗人玉屑》论及唐人句法，专门列有“虚字妆句”和“首用虚字”条，胪列张籍“长贫惟要健，渐老不禁愁”、杜甫“飘飖搏击便，容易往来游”、钱起“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贾岛“渐老更思深处隐，多闲惟借上方眠”等数例⑦，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对虚字入诗现象的关注。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引赵孟頫语“作诗用虚字殊不佳”⑧，则体现了对虚字入诗的否定态度。持此类观点的人不在少数，以至于后来诗坛逐渐形成了“实字多则健，虚字多则弱”的主流看法。当然，也有一些论者从诗歌鉴赏角度给出了较为中肯的意见，如方回在《瀛奎律髓》中说道：“诗中不可无虚字，然用虚字而不切，则泛也。”⑨ 杜甫善使虚字，很多诗论家尽管否定虚字入诗，却唯独给杜甫开了特例，其“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⑩(《上兜率寺》，第2462页)，“有”与“自”二字用得极妙，两字烘托出远近数千里、上下数百年的慨叹，因而常被后人称道。明代胡震亨便是典型代表，他一方面否定虚字入诗的合理性，认为“诗用助语字，非法也”，另一方面却对杜甫“馀力浮于海，端忧问彼苍”中的虚字运用表示赞赏，认为其用而不觉，而对王孟诗作中如“畅以沙际鹤，兼之云外山”及“依止此山门，谁能效丘也”之类的虚字使用，则直言“恶矣”。(11)清代亦有诗论家指出“炼实字易”而“炼虚字难”(12)，这也是在说虚字在诗中很难用得恰当，需要花大功夫。 明代诗论家不仅关注诗歌能否使用虚字以及如何使用的问题，还从诗史层面注意到唐代不同时期诗歌虚字使用的演变情况。如李东阳提到盛唐诗善用虚字：“诗用实字易，用虚字难。盛唐人善用虚字，其开合呼唤，悠扬委曲，皆在于此。用之不善，则柔弱缓散，不复可振，亦当深戒。”(13)又谢榛《四溟诗话》谈论唐代七律时提到中唐诗虚字渐多：“七言近体，起自唐初应制，句法严整。或实字叠用，虚字单使，自无敷演之病。如沈云卿《兴庆池侍宴》：‘汉家城阙疑天上，秦地山川似镜中。’……观此三联，底蕴自见。暨少陵《怀古》：‘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此上二字虽虚，而措辞稳帖。……中唐诗虚字愈多，则异乎少陵气象。刘文房七言律，《品汇》所取二十一首，中有虚字者半之。如‘暮雨不知涢口处，春风只到穆陵西’之类。……凡多用虚字便是讲，讲则宋调之根，岂独始于元、白?”(14)谢榛认为，初唐七律虚字皆得其力，中唐虚字入律现象愈发泛滥而敷衍薄弱，并举了钱起、刘长卿的具体诗例，以此说明虚字多用的情况并非始于元、白，而是中唐诗人群体所共有的特点。另外，“多用虚字便是讲，讲则宋调之根”点明了虚字不仅能够体现唐人的炼字技巧，而且其数量多寡反映了唐诗语体类型的演变。
